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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引下，山西煤业冲破了长期禁锢人们思想的许多旧观念，摆脱了许多思想上的枷锁和禁锢，振奋起昂扬的革新创造精神，开拓进取精神，实干兴业精神，激发出空前的积极性、创造性，创造出山西煤业史上空前的巨大成就。这些成就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30年山西煤业快速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从1949年到1978年近29年的时间里，山西原煤产量由267万吨上升到9825万吨。又经过29年的时间，到2007年山西原煤产量上升到63021万吨，是1949年的240倍，1978年的6倍。
1978年山西煤炭行业乡及乡以上独立核算工业同2007年规模以上工业几个主要数据对比：
2007年煤炭企业资产值3814.98亿元，是1978年33.30亿元的114.5倍；
2007年煤炭行业资产值2170.39亿元，是1978年25.3984亿元的85.5倍；
2007年煤炭工业上交税金268.05亿元，是1978年的1.0859亿元的246.8倍；
2007年煤炭从业人员931883人，是1978年368421人的2.5倍。围绕煤炭生产，山西已经拥有一大批从事煤炭科研、勘察设计、生产管理和营销队伍。
（二）、30年山西以煤、焦、电产品向国内输送能源，为国家经济建设提供了直接的能源支撑。
2007年山西原煤外调量49168万吨，是1978年原煤外调量5270万吨的9.32倍；
2007年外送洗煤4460万吨，是1978年204万吨的21.86倍；
2007年外送焦炭6983.8万吨，是1978年25万吨的279.3倍，山西焦煤产量约占全国焦煤产量的40%以上，其中80%以上的焦炭产量销往国内其它省市，山西焦炭出口约占全国焦炭出口量的80%，占世界焦炭贸易总量的50%左右；
2007年发电装机容量3176.4（500千瓦以上），是1978年的201.6的15.8倍；发电量1760.5亿千瓦小时，是1978年的106.63亿千瓦小时的16.5倍；外输电力462.6亿千瓦小时，是19778年2.8亿千瓦小时的165.2倍。
（三）30年山西以输送高载能产品的方式，向国内外市场间接提供能源支撑。
以煤电为主要能源的高能耗产品2007年规模以上工业同1978年乡及乡以上独立核算工业相比：
2007年铁生产量3727.64万吨，是1978年150.39万吨的24.8倍；
2007年钢铁生产量2506.36万吨，是1978年119.99万吨的20.9倍；
2007年电解铝生产量105.75万吨，是1978年0.5万吨的211.5倍；
2007年氧化铝生产量305.5万吨，1978年则为0；
2007年煤化工业实现工业总产值453.71亿元，是1978年10.78亿元的40.7倍。
以上三组数据说明，山西煤炭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直接的支撑作用，为山西乃至全国做出的贡献是巨大的。
溯本求源，铸就山西煤业近30年辉煌业绩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既有先天之得，也有后天之力；既有客观因素，也有主观努力。
第一、改革开放30年来国家经济快速发展对能源的需求为山西煤业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能源需求日增。我国从1993年开始，已经由一个石油净出口国变为石油净进口国，对外依存度达到33%,预计到2020年，对外依存度将高达60%。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我们不可能把支撑自己生存和发展的能源供应寄托在由发达国家和石油输出国组织控制的国际市场，必须从自己“富煤、贫油、少气”的国情出发，发挥“富煤”的优势，以煤炭作为自己能源的主要支撑。国家的能源战略抉择不仅是山西，也是全国煤业发展的原动力。
第二、得天独厚的煤炭资源赋存是山西煤业发展先天性的或物质性的基础条件。
山西煤业资源得天独厚，具有分布广、埋藏浅、储量丰富、品种齐全、煤质优良、开采条件优越等特点。山西已知煤炭地质资源储量6624.17亿吨，已探明储量2724.99亿吨，已探明储量占全国的30%。根据有关预测，2010年我国煤炭需求约30亿吨，2020年煤炭需求约为40亿吨，而煤炭工业的合理产能峰值只有25—26亿吨，煤炭供需缺口为煤炭业的发展留下了广阔空间。尽管受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但这是短暂的，山西煤炭资源优势的发挥不会为此而减弱。
第三、改革开放，锐意进取铸就山西煤业30年辉煌业绩。
从1978年到2008年30年间，山西经济发展突出了以煤炭为支柱产业的特点，经历了两次大的经济发展的战略抉择。
第一次经济发展战略抉择和实施是1978年至2004年，以建设山西能源重化工基地为内容。这一战略的形成实施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
（一）、1978—1983年，探索确立建设山西能源重化工基地的发展战略。
粉碎“四人帮”之后，全国人心思变，百废待举，百兴待兴，能源供应十分紧张。面对“文革”期间形成的能源开发和供应的不合理的经济格局，1979年8月，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来山西视察工作，明确提出“尽快把山西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能源基地”的建议。从此，围绕这一涉及全国能源供应的战略性的课题，从国家到山西进入了实质的调查研究和科学论证。1983年6月16日至26日，在太原召开的山西能源重化工基地建设综合规划论证会上，认为《山西能源重化工基地建设综合规划（草案）》是符合山西实际，是积极可行的。山西建设能源重化工基地的发展战略正式确立。
（二）、从1988年开始，历时三年，在山西煤炭行业全面推行总承包、矿长责任制。这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以向企业放权、让利，强化企业管理者（承包者）责任为主要内容的企业内部管理机制的改革。这一改革是对企业的第一次松绑，企业员工为此而释放出的劳动热情促进了煤炭产业的发展。
（三）、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还提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速度从年增6%调整为8—9%。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从1994年起，煤炭分配全面进入市场，煤价全面开放，国有煤炭企业从以往的放权让利、政策调整进入到转换机制、制度创新阶段。
这一阶段大致分两步实施完成。第一步从1994年到1997年，大致用三年的时间实现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换，确立了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的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新的体制。第二步是从1997年开始的以实施大集团、大公司战略为主要内容的公司制改造。1999年西山煤电股份公司成立，2001年山西焦煤集团公司正式揭牌成立。之后，相继成立了大同煤矿集团公司、阳泉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潞安集团公司、晋城煤业集团公司以及煤炭运销集团公司。大型煤业集团公司的组建促进了企业实现股份制改造，按市场需求配置资源；促进了企业的技术进步，促进了企业的科学管理，促进了企业的现代化。
（四）、1997—2001年“关井压产、整顿调整”阶段。
1997年以控制经济过热为出发点，全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力度加大，煤炭在能源消费中所占比重下降，煤炭产能过剩形成积压，煤炭市场持续疲软，煤炭企业竞相压价销售，“多、小、散、乱”的弊端集中显现。1998年国务院将国有重点煤矿下放地方管理，同年8月做出“关井压产，实行煤炭总量调控”的决定。1999年山西省委七届九次会议作出全省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的决定。从1999年到2001年，全省实行关小扶大、淘汰落后产能、优化产业结构，煤矿已由最多时的一万多座减少到了四千多座，截止2008年底又减少到了2824座。最近省委、省政府决定继续实施资源整合，再用一年的时间，将煤矿总量压缩到1000个。企业重组、资源整合为打造现代化的大型煤炭企业，为提供煤炭资源的有效利用奠定了基础。
第二次大的战略抉择始于2004年，即建设国家新型能源和工业基地的战略目标。
2004年全国人大十届三次会议上，温家宝总理提出“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从资源开采、生产消费、废弃物利用和社会消费等环节，加快推进资源利用和循环利用。”同年8月30日，在山西省经济结构调整会议上，省委、省政府提出建设国家新型能源和工业基地的战略目标。2006年山西省人大十届四次会议通过的山西省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推进绿色GDP，要求各级领导干部不仅要关注经济指标，而且要关注社会指标、人文指标、资源指标和环境指标。”这一战略构想的提出，标志着山西经济发展战略已经发生本质性的转变，已经步入科学发展的新阶段。
山西经济发展步入新的历史阶段之后，山西煤业改革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按照党的十七大报告的要求，深化国有煤炭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本着做大、做强的方针，进一步深入实施煤炭资源整合和煤炭企业的兼并重组，进一步增强了国有煤炭企业的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第二，以产权制度改革为重点，以国有控股、参股、全退和分离核算多种形式，按照“先易后难、循序渐进、规范操作、保持稳定”的原则，实现主辅分离，辅业改制。第三，国有重点煤炭企业按照发展循环经济的科学要求，注重清洁生产、文明生产、注重资源的再循环再利用。煤炭产业链条得到延伸，“煤—焦—化”、“煤—气—化”、“煤—电—化”、“煤—电—铝”、“煤—建材”、“煤变油”等新的产业链条形成。以煤业带动的一批新型产业集群的涌现，标志着建设新型能源和工业基地的战略目标正在逐步实现。
我们回顾山西煤业30年改革发展历程，归纳起来，30年间山西在经济发展战略目标上经历了两次大的选择。第一次，即1978年—2004年25年期间选择实施的建设山西能源重化工基地的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第二次，即2004年至今5年期间选择实施的建设山西新型能源和工业基地的经济发展战略目标。2006年“发展循环经济”的提出，应当视之为是对二次战略目标的完善和提升。
30年间，山西煤业在经济体制的运行上也经历了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1978年—1992年提出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约15年。第二个时期1992年—2008年，为建立和执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期，也大约为15年。
在第一个时期（计划经济）于1988年开始的煤炭行业推行总承包责任制，属于政策性的调整，不属于体制变革。第二个时期（市场经济）于1997年开始至今的资源整合和企业兼并重组，1994年煤炭市场价格放开都当属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政策调整，是这一体制政策的完善。
30年间，受煤炭市场的波动影响，山西煤业发展速度也经历了三个不同的时期。第一时期1978年—1996年近20年，为山西煤业快速发展时期。党的工作重点转移、改革开放战略实施、承包责任制的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对能源的需求日益增长，是山西煤业这个时期快速发展的主要成因。
第二个时期1997年—2001年近5年时间，为整顿调整时期。因国家针对经济发展过热实行经济结构调整造成能源需求减少为主因，1997年山西煤炭生产过剩，煤炭价格暴跌，形成大量积压。以此为背景，国务院将国有重点煤矿下放地方管理，实行关井压产、总量调控。在此期间，一方面以煤为主业的山西经济遇到改革开放20年来前所未有的困难，另一方面也逼出了产业结构调整、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创新、生产技术创新、以资源整合、产能积聚为主要内容的生产方式改进。
第三个时期2002年—2008年又一个快速发展时期。与第一个发展期相比，不仅在速度上，更重要的是在质量上发生了大的跨越。不仅得益于国家在经济结构调整后国民经济发展对能源的需求增长，也得益于我省前几年经济结构调整的能量蓄积。
这里必须提及的是，从2008年开始的国际金融危机已经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严重影响，以出口为主的企业经营困难，能源需求萎缩，直接对以煤炭为主业的山西经济构成了严重威胁。山西煤业、山西经济又面临再一次的战略抉择。
30年山西煤业坚持改革开放，坚持体制创新、管理创新、技术创新，不仅撑起了山西经济发展的半壁江山，而且也为国家能源需求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30年发展所突现的问题如果不予重视，将会形成制约山西经济未来发展的瓶颈。
第一，长期以来，山西以煤为主业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较差，一旦大的经济环境发生问题，山西所受影响将是根本性的。山西煤炭储量丰富，这是得天独厚的优势，重视煤炭产业的发展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如果为此而背上包袱，忽视第一产业、第三产业的发展，畸重煤业而畸轻其它各业，山西煤业优势会转而成为其它各业发展的瓶颈。
历史昭示，我们常常在能源市场供大于求，煤炭生产受到影响的时候重视经济结构的调整；反之，在能源市场需求旺盛的时候又往往忽略，于是就产生了同样的问题周期性的反复重演。
因此，山西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应当放在发挥煤业优势，煤业发展重点则应放在提升发展的质量上，依靠煤炭产业链的拉长带动其主各业的发展，依靠煤炭产业发展所带来的资金积累反哺其它各业，使其它各业的发展与煤炭产业的发展并举并重。这就需要各级政府在战略决策时，既要看到山西煤的优势，也要看到发展其它各业的优势，因地制宜，总揽全局，合理规划。还需要政府在政策上做出必要的调整，稳住煤业的同时，重点扶持第一、第三产业和其它各业的发展。
第二，严重的环境影响。据山西省人民政府牛仁亮副省长主笔的《山西煤炭开采对水资源的破坏及评价》一书所提供的资料，至2002年3月，20年来，山西由于煤炭开采对水资源、地质环境破坏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为：
= 1 \* GB3
①采煤排水造成人畜吃水困难，损失3.23亿元；
= 2 \* GB3
②采煤排水使水浇地变为旱地，损失3.46亿元；
= 3 \* GB3
③采水排水造成生态环境破坏，损失278亿元；
= 4 \* GB3
④水资源恢复费用114.5亿元；
= 5 \* GB3
⑤土地塌陷使农业生产损失20.66亿元；
= 6 \* GB3
⑥土地塌陷造成地面建筑、工程设施损毁，损失1.85亿元；
= 7 \* GB3
⑦采煤固体废弃物对土地占有和破坏，损失1.85亿元。七项合计423.2亿元，占2002年前20年全省GDP总和的6.97%。前述数据并未涵盖因煤炭开采所带来全部经济损失，就此已很令人震惊。且当时该课题研究报告曾严肃地指出，随着煤炭开采规模、开采面积、开采深度的继续扩大，山西煤炭开采对环境破坏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
2006年，山西省人民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推进绿色GDP”,这既是省委、省政府的正确决策，也是山西人民的殷切期盼。两年来虽也收到明显的实施效果，但任重道远，“发展循环经济，推进绿色GDP”是一项涉及山西经济可持续发展、山西人民福祉、需要长期奋斗的战略目标和任务。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制定“发展循环经济，推进绿色GDP”近期和长远的战略规划，制定和完善实施措施，制定和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实行严格的问责制和法律追究，从源头上把好环境影响评价准入关，实行全过程追踪监督。
第三，资源型城市因长期开采导致资源枯竭，面临转型的抉择。煤炭属一次性消费能源，具有不可再生的特性。我省虽然煤炭资源储量丰富，但因开采历史悠久，加之很长一个期间，采用落后的开采工艺和节能观念的淡薄，更加导致了煤炭资源的严重损失。我省阳泉、大同两个老的煤炭工业基地现存煤炭资源以现有的开采能力，仅能维持15—30年。近几年，我省国有重点煤炭企业实行走出去的开发战略的同时，也折射出我省煤炭资源窘迫的状况。资源型城市的转型不是短时期内可以实现的，不从现在抓起、抓紧，势必有朝一日措手不及，酿成重大的社会问题。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煤炭产业发展循环经济是必要的，正确的，但并不意味着所处资源型城市不存在转型问题。因为以煤炭为发端的产业链条，只要煤炭这个环节断裂，整个链条就会崩溃。
资源型城市的转型是一件迫在眉睫的大事。首要的问题是认识、是重视；最需要解决的是某些领导干部的胸无战略和急功近利。山西煤炭开采应当实行总量控制，既是为山西、为国家今后发展留下能源储备，也是为山西子孙后代留下生存空间。国家应当对资源型城市因资源开发造成的损失实行政策性补偿，或设立专项基金，或进入成本。国家还应当对资源性城市的转型提供项目、资金、技术支持。从可持发展的战略出发，资源型城市抓紧实施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建立和完善相关的法律保障体系和责任保障制度，分期分步，实现以煤业为主的经济结构向各业并重的经济结构的过渡，进而逐步减少煤业在国民经济生产总值和财税收入中的比重，在转型城市平稳实现煤炭产业的成功退出。
（本文作者魏德卿山西近代矿史研究会会长，苏高文山西近代矿史研究会副会长、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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