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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是1999年上海中国慰安妇问题国际研讨会的调查报告；
该文盂县受害者不是慰安妇，是日军侵华战争性暴力受害者的论点得到了世界专家学者肯定并得到采纳。
该文侵华日军在盂县的性暴力是无组织性特性的论点，引起了专家学者的高度关注。
2000年本文在世界专家学者研究慰安妇的专著《滔天罪孽》中出版
2005年6月本文获阳泉市社会科学论文二等奖。
2005年7月本文在阳泉纪念抗战的专著《抗战中的阳泉》中再版
侵华日军山西盂县的性暴力
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
英豪
本文从日军侵占盂县的暴行谈起，纪实性地披露山西盂县的13位“性暴力受害者“的口述笔录材料，以铁的事实叙述日军在山西盂县的“性暴力“行为。由于本人水平有限，文中不足之处，还希望各界同仁批评和指正。
一．日军侵略山西盂县始末
山西作为革命老区，在抗战期间饱受日军铁蹄的践踏。阳泉位于太行山中部西侧，是山西东大门，又是交通枢纽，地势险要，崖峻谷奇，扼谷锁道，坚如磐石，素有“晋冀咽喉“之称，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阳泉北部的盂县，上接五台，左临定襄，右依河北。地理属阳泉的重中之重。1938年1月9日，日军侵占盂县，驻军于此，建多处炮台，到处烧杀奸淫，无恶不作，本文所述的侵华日军性暴力事件，就发生在这个时期。1937年阳泉沦陷后，11月23日（农历十月十一日）日军飞机多架第一次空袭阳泉以北90华里的盂县城，向东关、东园村进行扫射，十余人死伤，三十多间房屋被炸毁。12月26日（农历十一月十四日）盘踞在阳泉的日军109师团135联队的一部分，约一千人，配备汽车、马队等，在日酋山本太郎的指挥下，路经荫营、河底。第一次进犯盂县城。烧毁盂县中学的校舍、教室数十间，城内的文庙大成殿、城隍庙等文物古迹和县衙门以及许多商店、民宅，均遭破坏。枪杀无辜居民多人。1938年1月9日（农历腊月初八），驻阳泉日军千余人，纠集了300余名汉奸伪军，在汽车、马队的配合下，第二次向盂县城进犯，沿途鸣枪打炮杀气腾腾。当天下午，日军侵入盂县城，先占领城西五里的慈寺山，以重炮滥炸县城，后又在城墙四周架起机枪、大炮，四处乱放，再次放大火烧毁盂县中学的数十间校舍，还烧毁了东关大街及南门外的商店和民宅。随之日军便五步一岗，三步一哨，荷枪实弹的日兵塞满了大街小巷。从此，盂县城便被日军侵占。到1939年春，盂县原四个区的大镇都被日军侵占，全县70％的村庄，55％的面积，以及主要交通干线，都被日伪军控制。并不断向抗日根据地进行骚扰．袭击，扫荡。更恶毒的是：从1941年秋开始，日军进犯石塘，后东山一带，把东庄头，瑙上以东我抗日根据地的251个大小村庄划为“无人区“，实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 日军侵占盂县后，从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各方面进行疯狂的侵略和掠夺，对我抗日干部和广大人民进行了迫害。特别是1940年8月到1943年6月，日军一方面在占领区推行“治安强化“运动：一方面调遣兵力，向我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大扫荡。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日军就向根据地扫荡百余次，出动兵力达数万人次，不仅动用飞机，大炮，还释放毒气。近八年间，日军在盂县制造的骇人听闻的重大惨案达23起，全县有10199人被杀害，致残重伤者达5088人，约占全县总人口的10％。有50名区长，区委书记以上的抗日干部为国献身，1000余名战士，民兵和村干部光荣牺牲。全县有90770多间房屋化为灰烬，11000千余头牲畜和38000多只家禽被抢劫宰杀。140，000，000多万斤粮食和200，000余件衣服被抢劫烧毁。120，000亩粮田荒芜，手工业停顿，商业倒闭，瘟疫流行。30，000余人无家可归，数以万计的幸福家庭被拆散，有的还全家被杀，灭门绝户。2770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遭践踏，160，000多勤劳善良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从1943年后半年开始，抗日战争进入了胜利反攻阶段，全县军民英勇奋斗，日军四处挨打，根据地日益扩大。1945年8月25日拂晓，日军趁天黑雾大，偷偷打开盂县西门向石人山，玉盘山急急逃窜。从此，日军盘踞了七年又七个月的盂县城，终于获得了新生。
二，盂县“性暴力“受害者情况介绍
据我一年来实地调查，目前有资料可查的盂县性暴力受害者有24名:
万爱花 太原市北郊区建河乡
南二朴 盂县西烟镇后河东村
张先免 盂县西烟镇西村
赵润梅 盂县西烟镇南村
张五召 盂县东梁乡小湖村
李喜梅 盂县西烟镇北村
李秀梅 盂县西烟镇北村
杨时珍 盂县南社乡薛梨沟村
王改荷 盂县南社乡侯沟村
高银娥 盂县南社乡黑石窑村
刘面换 盂县西盘乡羊泉村
尹林香 盂县西烟镇后河东村
尹玉林 阳曲县东和水乡自阿寨村
尚春燕 河北省南城乡小梁江村
杨喜荷 盂县西烟镇西村
赵存妮 盂县西烟镇上文村
周改香 盂县西盘乡班泉村
周变香 盂县西盘乡同楼村
王变莲 盂县下社乡泽泊村
陈林桃 盂县下社乡秋子峪村
郭喜翠 盂县西烟镇北村
周喜香 盂县西盘乡李庄村
侯巧莲 盂县西盘乡高庄村
侯冬娥 盂县西盘乡高庄村
以下纪实性地披露上述受害者中有代表性的13名老人的口述笔录整理材料。
材料一：万爱花，原名刘春莲（万爱花是后来由于地下工作需要而改的），71周岁，属蛇，1929年阴历腊月十二月出生，原籍是内蒙古，现住太原市北郊区建河乡。四岁被人贩子卖到盂县西盘乡做童养媳，12岁入儿童团，13岁加入中国共产党，任村妇救会主任等职。父亲刘台孩，母亲张板妮，哥哥刘天娥，弟弟不详，大妹刘秀莲，二妹刘安莲，前夫李王小，后夫李继贵，领养一女名叫李拉弟（现年55岁，住太原）。根据万爱花口述：1943年6月份，由于汉奸告密万作为共党分子被日军抓获，敌人要求万交出共产党的名单，万誓死抵抗，后借机破窗逃跑：1943年8月，日军又闻讯将万抓获，大概十天左右，万又破门逃走：1944年腊月28日，万第三次被日军抓获，这次敌人对万施以酷刑，例如头朝下吊起来毒打，坐老虎凳子，然后在凳子上坐上人，致使万的颈部和腰部的骨骼严重畸形，下陷，身高由原来的1，65米，变成不到1，5米。日军把万抓住的三次都是将其关在进攻村的一个窑洞里，每天有一个叫张妹孩（现仍在世）中国人为万送饭。万在被抓的三次当中，除白天遭受敌人的严刑拷打外，几乎每天晚上都有4，5个日本兵对万进行侮辱，万奋力反抗，日本兵就由3，4个人将万的手脚按住，另外一个对万进行侮辱，轮流进行，动作十分粗暴，大约在1945年的春节左右，万已经被折磨的浑身是伤，半死不活，日军见万已经生还无望，就将其裸体扔到一个臭水沟里，上文提到的张妹孩的父亲将万救起，送至盂县西烟镇分胜坡的王喜贵家，后万重病四至五年，至今一直患有妇科病，全身疼痛难忍，须长年接受按摩，家庭生活受到严重的影响。万本人坚决要求日本政府表示公开谢罪和必要的经济赔偿。1992年12月9日，赴日本东京参加日本战后首次国际听证会，作为中国性暴力受害者之一控诉日军当年的罪行。1996年，1998年和1999年又先后三次赴日本东京出庭作证。
材料二：南二朴（已故，由其养女杨秀莲代述），属狗，1922年生，原籍盂县西烟镇南头村，母亲耿三妮，姐姐南大朴，弟弟南栓成，丈夫杨喜顺，一生未孕，1964年领养一女杨秀莲。根据杨秀莲口述：1942年春，由傻子队长和都边队长带领的日军来到南头村，先将南的父母毒打一顿，后将南抢走，带到后河东村的一个空院子里锁起来，专门供傻子队长淫乐，白天有人看管，晚上有人把她押到炮台上，时间长达一年零八个月，其间，南二朴生一子，中途夭折，南二朴的父亲卖了500亩好地，希望把南赎出，终遭失败，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南用自已的腰带悬梁自尽，又被日军翻译宁爱琴救下，多次逃跑未遂，1942年的8月，日军为找逃跑的南，来到她娘家，将怀孕的南二朴母亲和两个弟弟全部杀害。1943年傻子队长调走，南又被日军军官苗机霸占两个多月，后逃至阳曲村才得以脱身，但日军再次来到南家，放火烧了全部院落。1944年，南二朴辗转回到南头村。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南因此事而受到了政治迫害坐禁闭,两年后虽平反,但终因禁不住社会导向舆论压力而于1967年上吊自尽。南生前留有遗言:希望有朝一日能为自己的这段屈辱申冤。其养女杨秀莲坚决要求日本政府表示公开谢罪和必要的经济赔偿。
材料三:张先兔，75岁，属虎，1925年阴历九月初一出生，原籍山西盂县西烟镇西村。父亲张银富，弟弟张进华(65岁，现在兰州工作)，丈夫郭妹栓(现73岁)，儿子两个。 根据张先兔口述:1941年出嫁，1942年阴历正月初二早上，日军专门来到西村的张家，用刺刀逼着同村的张来栓将张背到后河东村的洋马山炮台，里面有床和被褥，墙上挂有枪。日军在抓张的同时还抢走张家的两头骡子和一床被褥，而后的二十多天时间里，无论白天还是晚上，每天都有5、6个日军对张进行轮奸，一个出去，一个再进来，其余的时间有汉奸看守，每天给张先兔送一、二顿饺子、大米之类的饭。后来张先兔的公公借了400块现洋，将张赎出，是张先兔的父亲将张背回来的，回来后张长年患有妇科疾病至今，家庭生活受到严重影响。
张先兔本人坚持要求日本政府表示公开谢罪和必要的经济赔偿。
材料四:赵润梅，76岁，属牛，1924年正月二十六出生，现住盂县西烟镇南村，父亲赵银孩，母亲赵存纪，从三岁起跟随其奶父母生活，奶父王转银，奶母陈富花，20岁出嫁到南村，前夫王三清，后夫仇长城，有一养女。
根据赵润梅口述:1941年阴历四月初二，河东炮台的日军来到南村，到处烧杀，赵未能跑掉，想藏到邻居家的一个暗窑里面，当她来到邻居家，发现日军已将邻居杀害，扭头逃跑时，被两个日军发现追赶至其奶妈家，日军在赵润梅的奶妈和奶父的头部和颈部分别刺了一刀后，当场将赵润梅强奸，后把她捆到一头毛驴上，驮到后河东村的一个老百姓家，当晚又被拉到洋马山炮台上的一个洞里，共呆了40多天，里面只有一张用木板搭制的床和一床烂被子,每天晚上都有三、四个日军对其进行轮奸，一个进来，一个出去，轮流进行，有的动作很粗暴，还经常打她，后来，赵润梅的父亲把变卖了房子和土地的200块现洋交给日军才把赵润梅赎出来，是赵润梅的两个奶哥哥把她抬回来的，从此赵润梅的家庭生活受到严重影响，她半年神志不清，精神恍惚，二年后才有所好转，而被前后两个丈夫遗弃，后领养一女，抚养其至今。
赵润梅本人坚持要求日本政府表示公开谢罪和必要的经济赔偿。
材料五:张五召，76岁，属牛，1924年阴历8月初七出生，原籍盂县南社张南社村，现住盂县东梁乡小湖村，父亲张来权，弟弟张富孩、张鱼孩，兄妹八人，其他不详，丈夫刘经常，19岁出嫁到小湖村，生4女5男。
根据张五召口述:1941年阴历四月初四，日军包围南社村，把群众召集到一起，张五召想跑未遂，日军杀害了32个无辜百姓，又将30多个男女老少用车拉到前河东炮台里面，其中就有张五召和其弟张鱼孩，门口有人看守，每天由中国人给他们送2、3顿米汤之类的饭菜，晚上，日军将张五召叫到炮台的二层对其进行侮辱，日军进来后随便叫他们当中的一个女的进行蹂躏，肆意淫乐。张五召所在的七天时间里，每晚都被叫上去三到四次，炮台的二层有一张床，床上除了一张破席子外什么也没有，墙上有炮眼，后来张五召的父亲用200块现洋，张五召和其弟赎出，回来后，家庭生活受到严重影响，张五召长年患有妇科疾病至今。
张五召本人坚持要求日本政府表示公开谢罪和必要的经济赔偿。
材料六:李喜梅，79岁，属鸡，1921年正月十六日出生，共产党员，原籍是盂县西盘乡高庄村，现住盂县西烟镇北村，父亲李三成，母亲李润荷，舅舅李部英，妹妹李改荷，弟弟李银换(现仍在世)，15岁出嫁到盂县西盘乡羊泉村，任该村妇救会主任，前夫高二满(游击队员，1945年被日军刺死)，两个生育一子，三个月后夭折，后夫杨小子，现在世，两人生育二子一女。
根据李喜梅口述:由于汉奸郭黑子告密,1942年的阴历五月初三早上，四个日军和三个汉奸(唐彦军、王才、吉合子)来到羊泉村将李喜梅抓获，用她家的一头骡子把李喜梅驮到进攻村的一个老百姓家，一排三间窑洞，关李喜梅的房间是过间，里面有炕，炕上有一张破席和一个枕头，李喜梅的舅舅还给了一块小被子。另一层还关着3、4个男的，刚进来时拷问李喜梅是否是党员，李喜梅否定，遭到了毒打，从第三天开始，无论白天还是黑夜，每天都有2、3个日军对李喜梅进行强奸，其中，有日军的红验队长、情报班长和警备队长，一个出去，一个进来，轮流进行，前后共12天。关李喜梅的房子外面正好是汉奸清乡队吃饭的地方，由李喜梅的表弟做饭，每天悄悄地给李送饭。后来，李喜梅的舅舅给了汉奸王才等三人200块现洋，才把李喜梅赎出来，李喜梅回来后重病一个月，后长年患有妇科疾病至今，家庭生活受到严重影响。
李喜梅本人坚持要求日本政府表示公开谢罪和必要的经济赔偿。
材料七:李秀梅，73岁，属兔，1927年出生，原籍盂县西盘乡李庄村，现住盂县西烟镇北村，父亲李生孩，母亲不详，哥哥李少纪，姐姐李变秀，20岁出嫁，生一男三女。
根据李秀梅口述:1941年的某天，日军来到李家，先打了李母，后将李秀梅的嘴堵上，拉出来用一头毛驴将李驮到进攻村的一个老百姓家里，和侯冬娥关在一起，屋里只有一个炕，从第二天开始的5个月时间里，每天晚上就有十来个日军来对李秀梅进行侮辱，动作十分粗暴，其中有一个军官叫红脸队长，李秀梅十分害怕，不敢反抗，最后一次，红验队长用皮带把李打得特别厉害，李便往外边逃跑，结果被红脸队长拽断了胳膊，在疼痛之时，李咬了红验队长一口，红脸很是恼怒，把李秀梅打了个半死，头上有两处伤口，眼部有有一处，腿上有一个大疙瘩，不能行动，每天给李秀梅送饭(大米、菜饭不等，都是汉奸们的剩饭)的中国人见她生命垂危，便把李秀梅悄悄地转移到一个老乡的家里，通知李秀梅的哥哥将李用一个竹篮抬回去。回来后，李母已经因过分牵挂李而上吊自杀，李秀梅的外科病十分厉害，重病一年有余，长年患有妇科病至今，家庭生活受到严重影响。
李秀梅本人坚持要求日本政府表示公开谢罪和必要的经济赔偿。
材料八:杨时珍口述：1942年的春天，驻军在后河东炮台上的3、4日军经常到后河东村的杨家对其进行轮奸，用刺刀逼她就范，强行脱下她的衣服，不从便打，一个进来，一个出去，轮流进行，后来，杨又被炮台上的一个名叫小田的班长霸占，达一个多月，当小田从河东炮台往东郭秋村的表姐家，威胁杨时珍说，如果她要是逃跑，就将其表姐全家杀掉。小田每天晚上用红洋马奖杨驮到炮台上，白天再让她自己回来，后来杨时珍的父母给了日本人很多现洋才把她赎出来，回来后杨时珍的妇科疾病很严重，精神恍惚，一直至今，家庭上火受到严重影响。
杨时珍本人坚决要求日本政府表示公开谢罪和必要的经济赔偿。
材料九：王改荷，81岁，属羊，1919年阴历三月初四出生，原籍盂县麻地长村，现住盂县南社乡侯党村，共产党员，曾任存妇救会主任、妇女部长等职。父亲王吉玉，姐姐王春荷，前夫赵栓来，后夫高妹成，与高生得一女高桃爱。
根据王改荷口述：1944年的阴历二月初三，日军来到王改荷家，将王改荷的前夫杀害，用枪托子把她打昏，门牙还打掉3、4个，当场将王改荷轮奸后，用一头毛驴把王驮到河东炮台下的一个土窑洞里，此后，每天晚上都有日本兵来对王改荷进行侮辱，动作较为粗暴，多则达半个多月，有一个中国人为王改荷送一些面条、大米之类的饭。后来，王改荷的父亲用120块现洋才将其赎出来，回家后王改荷长年患妇科病至今，家庭生活受到严重影响。
王改荷本人坚决要求日本政府表示公开霞罪和必要的经济赔偿。
材料十：高银娥，75岁，属牛，1925年阴历七月十三日出生，原籍盂县南社乡麻地长村，现住盂县南社乡黑石窑村，父亲高根和，母亲不详，弟弟高满银，15岁出嫁，前夫张二环，后付李正义。
根据高银娥口述：1943年阴历四月初四，河东炮台的日军来到南社乡，将连高银娥在内的十来个人（男女老少不等）抓起来，用一辆牛车拉倒河村，后来又转移到炮台附近的一个烂房子里，每天白天有三个日军对高银娥进行侮辱，每次总是由一个日军把高叫到一个土窑洞中，窑洞里什么也没有，日军就在地上对高银娥进行轮奸，动作十分粗暴，这样持续了半个月以后，高银娥的父亲把变卖了五亩好地换来的20块现洋和一蓝子鸡蛋，给了人本人，才将高银娥赎出来。高银娥回来以后，重病半个多月。长年患有妇科疾病至今，家庭生活严重影响。
高银娥本人坚决要求日本政府表示公开谢罪和必要的经济赔偿。
材料十一:刘面换，73岁，属兔，1927年出生，现住盂县西盘乡羊泉村，父亲刘贵重，母亲郭改生，无兄弟姐妹。
根据刘面换口述:1942年的春天，刘被日军抓到河东炮台下面的一个老百姓家里，里面只有一盘土炕和一块烂草皮，同时被抓的还有两个女的，现都已故去，每天白天都有7、8个日本士兵进行侮辱，一个进来，一个出去，轮流进行，晚上，刘面换又被带到炮台旁边的一个房子里面，专供炮台的毛驴队长淫乐，室内有一定的陈设，有床和白色的被褥，毛驴队长用刺刀逼刘就范。刘面换白天在百姓家里有中国人看守，并给她送一些土豆、米汤之类的饭，这样持续了一个多月后，刘重病在身，父亲用卖羊所得的100块托人将高赎出，回来后，刘重病半年，患有子宫糜烂等妇科疾病至今，家庭生活受到严重影响。
刘面换本人坚决要求日本政府表示公开谢罪和必要的经济赔偿。
材料十二:尹林香，74岁，属虎，原籍是山西盂县西烟镇后河东村。
尹玉林，71岁，属蛇，原籍是山西盂县西烟镇后河东村，现住山西阳曲县东和水乡阿寨村。
尹林香和尹玉林是姐妹俩，1941年春天的一天，驻在河东炮台的日军(队长名叫佐藤)来到后河东村，将姐妹两人用刺刀威逼到炮台上，对其进行轮奸，而后的近两年时间里，每天晚上日军轮流把尹氏姐妹叫到炮台上，供他们淫乐,动作十分粗暴，白天再放回来，姐妹俩几次逃跑都被抓了回来，惨遭毒打，并且尹的父母也受到牵连(毒打)，几次自杀未遂，在无奈的情况下，只得任日军欺凌。1942年冬季，姐妹两人都患上了严重的妇科疾病，下部疼痛，行动不便，日军将她们放过，后来，两人的病情一直很严重，尹林香因丧失生育能力，遭到丈夫遗弃改嫁两次。
姐妹两人要求日本政府表示公开谢罪和必要的经济赔偿。
以上任何的一例，都是活生生的、血淋淋的罪证，我想此处不用我过多的言表，也足以说明一切了。
三、日军在盂县的行为是“性暴力”而并非“慰安”
读了上述万爱花等13名性暴力爱害者的非人遭遇生，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对日军的盂县之举是“慰安”还是“性暴力”都会有一个重新的思考。性器官代表着“生命”的孕育，不同于身体其他部分和器官，它受到任何一点点非自愿性的侵犯，都可称其为暴力行为，更何况日军在盂县对我们的母性实行如此非人的折磨，难道还有比称其为“性暴力”更准确的字眼吗?与其他地方的“慰安妇”相比，山西盂县的“性暴力受害者”具有以下四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强迫性。无论是万爱花被抢到盂县的进圭村倍受污辱，还是赵润梅被捆绑驮到洋马山炮台上残遭蹂躏，无一不是在日军的凶相、毒打以及刺刀、子弹的威胁下，在人性本能的生存反射支配下而无奈就范的。
第二，无组织性。山西盂县的“性暴力受害者”都是被日军的一小撮官兵发现后，带到某地而实施的“性暴力”行为，并不是日本军部定时组织固定单位(营、连、排等)的士兵进行的集体性行为。
第三，无固定场所。这是指无“慰安所”之类的供日军有组织集体发泄兽行的处所，日军只是随机地把她们放到老乡的窑洞或是炮台里，供其随时淫乱，并不设立专门的场所。
第四，直接性。日军对山西盂县的受害者施的“性暴力”行为，都是在其对我河山实行抢夺过程中直接发生的，并未经过任何征召(例如:日军在天津利用天津傀儡政府公开征召“慰安妇”)过程。
通过以上的特点不难发现，山西盂县的“性暴力受害者”与目前学术办所称的“慰安妇”存在着一定的差别。确切的讲，她们所遭受的是一种“战场性暴力”行为，日军就单单作为一个个体的人来说，也是犯罪，他们的行为，对受害妇女是一种两性歧视、是一种人格的歧视和人性的歧视。虽然在战场地带被强奸的女性和慰安所被持续蹂躏的女性，不存在本质的区别，但这种“战场性暴力”给受害者心理上留下的阴影却是异常巨大而无法愈合的。怪不得在事隔半个世纪后的1992年，万爱花在东京的国际公开听证会上仅发言几分钟，就因为过分激动而失神昏倒。这一事实本身就再清楚也不过的说明当时日军“战场性暴力”的残忍程度是不言而喻的。那么，什么是“战场性暴力”呢?战场性暴力本身就是一个违法的战斗行为、压迫行为和镇压行为，是无法允许的战斗犯罪行为;是支配者(压迫者)通过性器官和性差异进行的对被支配者(被压迫者)肉体和精神的暴力行为;是对被害人以及被害人所属集团的人格否定和民族、人类尊严的破坏行为;是对被害人及其所属集团的恫吓和消灭行为。山西盂县的受害妇女恰好属于这个范畴，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她们都是“性暴力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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