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红军作战被阎锡山提拔 　　

　　我是河北省献县张旺屯村(现为交河县)人，生于1899年12月23日。我10岁开始在本村读私塾，后考入献县高小学堂和河间县省立第三中学。1918年夏，为了减轻家庭生活负担，我考入保定军校第八期步兵科，1922年6月毕业，被分发到第十五混成旅(旅长孙岳)任见习军官，从此走上了戎马生涯。在以后的年代里，我参加了历次军阀混战、北伐战争和蒋冯阎中原大战，历任第个六混成旅排长、连长、国民军第三军第一师第二团第三营营附、营长。后国民军第三军被改编为晋绥军，我任第二O六旅(后改独立旅，方克猷任旅长)第二二营营长，驻防绥德。 　　

　　1936年我部驻守山西柳林一带，与****红军的防区相隔一条公路对峙。约在3、4月间，曾有一部红军为了抗日，穿越公路北上，我所在的独立旅对红军进行了截击。不久，我旅移驻临县。这时陕北红军刘志丹率部渡过黄河，穿越临县、离石县境南行。我独立旅即派两个团尾随其后，准备吃掉这股红军。途中，旅长方克猷召开军事会议，研究如何采取行动，我发言说：“根据以往的经验，应是堵其去路，截其来源。”于是方克猷决定抽出部分兵力赶到黄河岸边的三交设防，其余主力继续追击红军。当时我所在的第二营担任前卫，行至离石县吉家中垣以东，突然发现前面山坡上红军在开会，我即报告团长章拯宇。章用望远镜观察后便命令炮兵轰击，一两炮即击中会场，红军急忙反击，双方展开激战。在这次战斗中，红军遭到严重损失，其领导人刘志丹也在此战中牺牲。 　　

　　由于我在对红军作战中立下“功劳”，所以被阎锡山召往太原。阎锡山有个惯例，提拔团以上的军官都要亲自面谈，他认为满意才予批准。阎锡山见了我便问：“听说你的队伍很能打仗，是怎么回事?”我回答说：“我主要有两手：一是每连选10个士兵，专门练射击，打起仗来，远距离就靠他们，百米左右可一枪一个；二是教士兵练大刀，打近战时全靠拼大刀。”阎锡山听了以后很高兴，赞赏地说：“啊，你搞的名堂还真不少，怪不得不好对付。”谈话之后，我即被提拔为独立旅四一二团团长。我与阎锡山所说的练兵方法也在晋军中推广开来。 从忻口战役到华灵庙战斗 　　1937年七七事变，抗日战争爆发。我奉命到晋北平绥线上的小镇柴沟堡作战。当我率团赶到时，日军正向该地发动猛烈进攻，大炮轰，飞机炸，几乎要把这个小镇炸塌。我在那里防守3天，战况十分紧张，连起火做饭的时间都没有。以后我奉命退却至大同。10月份，我率部参加了忻口战役。 　　

　　忻口战役打得十分激烈残酷，第九军军长郝梦龄和第五十四师师长刘家麒为国光荣捐躯。在前沿阵地南怀化附近有一个较高的石头山，是个制高点，一度被日耳。占领，对我方形成极大威胁。总指挥部下令夺回这个制高点，先后有8个团进攻均遭失败。第九次派我团进行强攻。我等到天黑，命令一、二营担任主攻，第三营做预备队。经过激烈战斗，没有取得进展。这时第三营营长侯锡伯急了，要求上去增援，我同意了。侯营长带人一冲，鼓舞了前面两营的官兵，经过拼命争夺，终于把山头拿了下来，井缴获敌人机枪三四挺，步枪百余支。但是我部也付出了重大代价，伤亡200余人，三营营长侯锡伯也阵亡了。在其后的几天里，日军为夺取这个山头，发动猛烈反扑，先是重炮轰击，然后步兵发起冲锋。我命官兵选择好隐蔽处，待炮一停，便组织优秀射手居高临下进行射击，日军冲近了，便向下甩手榴弹。日军一次次冲锋都被打退了，留下了满山尸体。在作战中，我用望远镜发现了山下1000米左右处是日军炮兵阵地，决定消灭它。我组织了5门迫击炮，各配2名优秀枪手，瞄准目标，一声令下，各炮齐发，将敌炮兵阵地摧毁。敌人自此以后再也不敢向这里发动反扑了。 　　

　　忻口战役以后，太原亦告失守，我部奉命在吕梁山一带与日军进行游击战，曾几次奇袭日军获胜。其中在孝义、中阳、离石等地的作战，虽然规模不大，但歼敌几十名，并缴获了一批枪炮、弹药及给养，很鼓舞官兵士气。1938年5月，我团奉命到兴县整编，并被扩编为二——〇旅，我任旅长，隶属第十九军(军长王靖国)。1938年7、8月至1939年5月，我部曾参加防守黄河渡口军渡的两次较大的战役－－柳林战役。1940年1月，我部改为暂编三十七师我任该师师长。所部移至乡宁以东驻防。主要任务是坚守阵地，保卫吉县、乡宁根据地；深入敌占区打击日伪军；夏秋之季保卫征粮运粮，打击敌人的抢粮活动。 　　

　　为了完成任务，我采取了多种措施，一是构筑工事，加强防备；二是经常派出小股部队袭击日伪据点和日伪军；三是派出便衣到敌占区侦察；四是对伪军进行分化瓦解。经过半年时间，在汾城敌占区打开了局面。 　　

　　1942年6月，正值新麦登场季节，敌我双方为了抢夺粮食，发生了有名的可歌可泣的华灵庙战斗。日军为了抢粮，相继夺取了我部驻守的高庄村和华灵庙高地。为了扭转战局，我赴华灵庙前线指挥，我命三团一、二营分左右两路包围敌人，三营作预备队。在发起进攻前，我从三营中选出八连连长彭永祥，带领29名士兵组成突击队，到敌前进行火力侦察。出发前，每人都带上了大量手榴弹。彭连长对士兵们说：“我们要去做‘活炸弹’，必要时把身上的手榴弹拉响，一个换他十几个！”突击队遂分成几个小组，迅速出击。在前进中一个5人小组被敌人发觉，一阵机枪扫射，5人均受重伤。这时其余小组在彭连长的带领下飞步冲入敌阵，与敌人展开白刃格斗。在拼搏中，彭永祥突然高喊：“活炸弹拉火!”士兵们闻声一齐拉响手榴弹，“轰”的—声震撼山谷，24名壮士与敌人同归于尽。其他各营官兵见此，同仇敌忾，向敌猛攻，一鼓气冲上高地，敌人死伤过半，败下山去。 　　

　　华灵庙战斗中，我军将士英勇牺牲的精神和创造的英雄业绩是罕见的，在第二战区引起了很大震动，受到了蒋介石的通令嘉奖。为纪念这24名壮士，后来在华灵庙烈士墓前修建了一座纪念碑和碑亭。 　　

　　1943年9月，我升任了第十九军军长。次年夏，阎锡山在克难坡召见我，令我将汾城山下的8万担粮食抢运出来。此时从汾城至吕梁山，都有敌人挖的宽两丈多，深1丈多的遮断壕，在壕东侧设有据点，三五百米处便有敌人站岗，日夜严密监视。为抢运粮食，我令部下利用夜间派一部分人填壕，另一部分人用军裤装上粮食往山上背。白天敌人发觉后义挖开，晚上我们又填，就这样反复，背回来一些粮食。不久，我们袭击控制了一个敌人的据点，与他们讲好条件：一、已填壕不准再挖开；二、我们运粮不准拦截。这样我们从那个据点附近运粮时，他们只往天上开枪，我们改成大车拉、小车推运粮食，大大加快了速度。一个半月后，粮食全部运完，圆满地完成任务。 　　

　　1944年秋末冬初，我部移防晋南翼城，并在此建立了地方政权。从此阎锡山在这有了落脚点，成为日后发动上党战役的跳板。

在上党战役中被俘 　　

　　阎锡山久已有意抢占****八路军建立的上党地区抗日根据地。1945年2月，日军战败才现端倪，阎锡山就在召开的同志会第四次基干会上，提出了日军投降后与八路军抢占地盘问题。我是候补***，参加了那次会议。会后阎锡山召见了我，征询我对去上党的意见，当时我说：“去是能去得了，但是站不住脚。因为如果把兵力集中起来，无法占领那么大的地方。如果把兵力分散开来，又会被一点点吃掉。”阎锡山说：“只要你能去。我就有办法。”我说：“会长有办法，我就去。”当时这只是设想，没有作出最后决定。后来，阎锡山派赵承绶坐镇汾东，准备由赵挂帅抢占上党。 　　1945年8月，日军投降前夕，阎锡山抢占上党计划酝酿成熟，因赵承绶受命到太原接受日军投降，阎锡山决定由我执行此项任务。当时我所辖各部，除去第十九军的两个师，还有第六十一军的暂六一九师、挺进第二纵队和第六纵队以及地方团队各部，共17000人。8月中旬，我将各部分成左右两路纵队，由浮山县东张村向长治方向齐头并进。一路进展顺利，所到之处不见人烟，各村庄的抗日政权和老百姓都已撤出．进行了坚壁清野。第五天，我们到达了长子县城。我以暂六十九师周建祉部先期赶往长治，挺进第二纵队白映瞻部留守长子县城，第六纵队徐其昌部进驻屯留县，汾东领导组行政组长翟大昌建立屯留县政权，其余部队则于次日到达长治县。 　　

　　到达长治后，我即给阎锡山发电报捷。当时长治及周围各县都有日伪留下的军用物资和粮食，尚无匮乏之虑。我即将各部在城周围设防：暂六十九师负责城东，保安五团和九团负责城北，暂三十七师负责城南，第六十八师负责城西。接着，我队替三十七师抽出两个营分别进驻壶关和潞安县城，以后又令翟大昌率地方团队和部分尚待改编的伪警备队进占了襄垣县城。这样上党地区六个县便由我部占领。名义上我们占领六个县，但实际上除了各县县城附近及长治与长子、屯留之间的连接部外，广大农村仍在八路军和人民政权控制之下，我们处于孤立的境地。 　　

　　就在我们认为大功告成之际，局势急转直下，襄垣受到八路军进攻告急，我急派第六十八师师长郭天辛率一个团前去解围。该部刚至屯留县常村，襄垣县城即于9月2日被八路军攻克。接着，屯留、长子、潞城、壶关等县城，也先后被八路军占领，各守城部队基本被歼。我率3个主力师及两个保安团孤守于长治县城及附近的弹丸之地，被八路军重兵包围。其间，我不时向阎锡山报告战况，阎锡山复电则称：“上党必争，潞安必守，援军必到，叛军必败。”并告知已派彭毓斌率部前来长治解围。 　　

　　就在我们困守长治县城，坐等彭毓斌来援的时候，八路军对长治南关发起进攻。守南关的部队是暂三十七师，是跟我多年的部队，师长杨文彩(绰号杨傻子)是我一手提拔起来的，该部战斗力较强，所以我比较放心。殊不知八路军进攻南关只是佯攻，就在第二天，由保安团负责的北关，这是防守最稀松的地方，被八路军攻破。我连忙命令第六十八师郭天辛部回救北关，他率一个团攻打一天，没有进展，我又调杨文彩再次反攻。经过激烈战斗，双方伤亡都十分惨重，才将北关夺回。 　　

　　北关夺回以后，战况愈加不妙，我们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彭毓斌的援军上。不料，几天过去了，彭毓斌的部队全军覆没。消息传来，我深感大势不好，同时全军上下无不惊慌失措。我急忙与杨文彩等人研究下一步怎么办。当时我考虑，八路军在上党地区集结有40个团，兵力远超出我们之上．如果在长治死守，肯定没有好结果。但是如果立即突围，正值军心混乱之时，势必会陷入兵败如山倒的不可收拾的境地。因此，我主张在长治再坚守一段时间，伺机突围。但是随军而来的第五专署专员续汝楫吓破了胆，他私自给阎锡山拍了电报，谎称长治城里没有粮食，要求下令突围。阎遂来电报令我突围。我没有从命，而是电复阎锡山，说明暂不走的理由。阎又来电，说：“这一次你无论如何听我的，立即撤回临汾。”阎锡山的两次命令没有回旋余地，我只得服从，命令部队循原路撤回临汾，突围的部署是：以第六十八师为右路，暂六十九师为左路，暂三十七师为中路，作为保卫军部和第五专署的主要力量，两个保安团也在中路。 　　

　　大约在10月上旬末的一天晚上11点半，我们从长治南门突围出来，沿长子县城以南向西行进，3天后到达沁河岸边福庙梁。暂六十九师动作较快，已顺利渡河。待中路和右路抵达河边时，八路军的一部主力已占领河西岸高地，并封锁了渡口，在我们后面和北面的八路军也形成包围之势，切断了我们的退路。在这种情况之下，只有强行渡河，才有到达临汾的希望。我令暂三十七师先行渡河。这时天近黄昏，八路军在河对岸居高临下猛烈射击，我部人马泡在水里，只有被动挨打。经过激战，除了少数部队冲上对岸，大部做了俘虏，其中包括暂三十七师师长杨文彩。我苦心经营多年的第十九军的两个师，于此时覆灭于汾河岸边。 　　

　　正当河边作战激烈之时，我与郭天辛、参谋处长戴树章及一个卫士和一个电话兵，避开八路军的主攻方向，绕到沁河下游，徒步过了河。这时我马也丢了，便徒步前进，在山里走二三十里，碰到了续汝楫，还有些保安团的士兵，我们便结队西行。走到半夜，遭遇到八路军的小股部队，战斗结束时发现续汝楫不见了。当时我想，打了败仗，再把专员丢了，不好交待。于是我们分头找续，但找了一个多钟头也没找见(后来续逃回太原)。这时我们都已疲惫不堪，便在路边的一个破庙里睡了一觉。次日是10月13日。早上一出庙门，对面山上就有民兵打枪，我们赶紧顺着山梁的小路，向西南行进。下午4点钟，我们走到下坡的一个石坎处，忽然飞来5颗手榴弹，幸亏只有两颗爆炸，同时右侧山坡上也有轻机枪向这边扫射。我们急忙躲进左侧的柳树丛里，惊魂未定，就有二十几名八路军冲上前来，将这片柳树丛包围，其中一人高喊：“我是太岳十三团的参谋长，我们不杀俘虏，放下武器就是朋友，”值此之际，的确走投无路，我们只好乖乖地做了俘虏。

回到太原之后不久，我们被押解到涉县下温村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生活上受到十分周到的照顾，边区副主席戎伍胜还曾设宴招待了我及杨文彩、郭天辛、戴树章等人。以后，我们又相继转至晋冀鲁豫区参议室(武安县伯延村)、高参室(主任为原****中将周思诚)。其间，薄一波、刘伯承、高树勋均来讲过话和与我们座谈。他们分析了形势，讲解了****的政策，劝我们弃暗投明，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为人民服务等。在上党战役中被俘的翟大昌、戴树章、张运华等人觉悟较快，于1946年10月份离开高参室，走上了革命岗位。但是我当时想，国共交战，胜负未卜，现在投降了****，将来何以自处?又觉得跟了阎锡山十几年，阎待我不薄，哪能回过头来又打阎?因此，我在边区高参室生活学习了二年多，一直没有表明态度。 　　

　　1947年11月，随着战争的发展，军区领导决定放我回太原。临行前，薄一波等首长为我饯行。薄一波对我说：“你回去告诉梁化之，叫他留下今后见面的余地。”徐向前接着说：”这话不能说，说这话就要了他的命了。”他对我说：“你回去后，就说吃的喝的都很好，别的啥也甭说，有个政治影响就行了。如果有知心朋友问你：为什么别人早就回来了，你却住了二年多?你就告诉他们：打得不厉害的放得早，打得厉害的放得晚。”戎伍胜也叮嘱我说：“我们解放太原时，你挖个小地洞躲起来，别让炮弹炸死就行了。将来到太原我们再见吧。” 　　

　　我和杨文彩一同回到太原，被安置在省府东边的一个小院里居住。当时这里已有郭天辛、郭溶、李佩膺、胡三余等被俘又被释放回来的将领，院门口有士兵站岗，实际上把这些人监视起来了。不久，阎锡山在被俘回去的人员中搞“刺字”活动，以表示效忠。我先在臂上刺了“***”二字，但有人说：“‘反’字添上‘辶’就成了 ‘返共’ 了，不行！”于是，我又刺了“灭共”二字。1个月后，阎锡山召见于我，我说：“这一回给会长丢人了。”阎说：“丢了人，雪耻嘛!”阎锡山告诉我，准备把被俘过的官兵编为“雪耻奋斗团”，由我任总指挥，胡三余任副总指挥。此后，我重新参加一些军事会议，并筹组“雪耻奋斗团”。但我出来进去都有人监视，并且在开会时，别的将领也不理睬我，我常常一个人独自坐在后排的角落里。有一天阎锡山对我说：“有人对你不放心，派人监视你。我已告诉他们，不必了，要用人家你就用。不用，枪毙了也可以嘛!” 　　

　　1948年2月，“雪耻奋斗团”正式成立，陆续组建6个团，一团长杨文彩，二团长郭天辛，三团长李佩膺，四团长陈启时，五团长刘谦，六团长王维桢。除去被俘过的官兵外，又补充了一些新兵，每团千余人，总共近万人。指挥部设在太原市帽儿巷。 　　

　　“雪耻奋斗团”因大部是被俘过的官兵，受到其他部队的歧视。最先派到寿阳去协助作战的1个团，因此常和当地驻军发生矛盾。阎锡山闻讯后，便对几个主要将领说：“史泽波这个部队谁也不能指挥。”以后又对我说：“你的部队谁也不能指挥，有事我找你，由你指挥。”此后，除了陈启时的第四团留在万柏林外，其他5个团都开往榆次。 　　

　　晋中战役开始后，我奉命率“雪耻团”参加该役，后我部撤至太原附近的东山上。8月，解放军从北面插过来，占领了我的指挥所在地孟家升以西的山梁，切断了通往太原的公路，把“雪耻团”包围起来。我急忙请示太原，孙楚来电话说：“王靖国让李佩膺的1个团守东山，其余的团撤回来。”我急忙将5个团从孟家升公路旁的一条深沟中撤出，转移至太原城东山上的一个煤厂。次日，孙楚又来电话说：“李佩膺那个团投降了解放军。”我听后马上想，雪耻团”本来就不受信任，现已有1个团投降解放军，再有两个团投降可怎么办?觉得无法再干下去了，于是在电话中说：“我神经衰弱，需要休息。”孙说：“那你回来吧。”就这样，我离开了“雪耻团”。不久，“雪耻奋斗团”的称号被撤销，官兵编入其他部队。被俘过的军官胡三余、杨文彩、郭天辛等18人被送往南京受训去了。 　　

　　我休息后，在太原右字巷租了一所房子居住。1949年4月23日，孙福麟突然来了。没说几句话就和我下棋，没下完一局又匆匆走开。我感到十分疑惑，孙并不常来，他意外来此，行止又不对头，好像是有什么不便之言。我觉得事情不对，便躲了出去。第二天，太原就解放了。后来我得知，在解放军进城前，特务头子梁化之曾派人去杀我，因没有找到我，而未能得逞。

解放后的生活 　　

　　解放后，我在太原一家私营砖厂当会计，1952年回乡务农。回家后，我因从小跟父亲学过针灸，对针灸颇有兴趣，于是又看了一些有关书籍，进行了研究，开始操起针灸看病一业。 　　

　　时间长了，成效颇为显著、名气也大了，四里八乡前来就医者络绎不绝。我曾写过一副对联，赞赏祖国针灸学的奇妙，其联曰：“针灸之妙针到病除方知妙中之妙；灸法之玄灸则效显更是玄乎之玄。”从给乡亲们看病中，我得到了为人民服务的乐趣，深悔过去为反动军队卖命多年。赋一短诗表示了这种心情，诗曰：“年华虚掷两鬓斑，马齿徒增六旬间。针灸钻研老益壮，为民服务学少于。”在绐人看病中，我从不以职位高低亲疏远近而另眼相待。 　

　　一次，交河县副县长温邦彦前来访我，他也和我沾亲。当时我正给患者扎针，进屋后没有招呼他，等扎完针才和他说话。温县长感到受到冷落，便半开玩笑说：“无名小卒温邦彦前来拜访。”我立即回敬说：“臭名昭著史泽波有失远迎。”引得哄堂大笑。 　　

　　以后我又学会纺线，并用土法研制成功铝基润滑油，能耐170度的高温，还受到沧洲地委一位领导同志的高度赞扬。1983年我被选为交河县第五届政协委员，1984年又当选为泊头市政协委员。人至晚年，多灾多病，我瘫痪在床，党和政府十分关心我，每月给我一定的生活补助，农业户口也转为城镇户口，并拨出专款帮我修理房子、治疗疾病。我感激党和政府对我的关怀，虽已垂暮之年，但我愿不四化建设和祖国统一大业奉献微薄之力。

作者：史泽波
出处：《中华文史资料文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