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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回首话益津 一千年前，滔滔拒马河上的益津关是在一次次战火的洗礼中逐渐发展成长起来的。 唐朝前期，大臣入朝为相，外出为将，是为“出将入相”。734年，李林甫拜相，为独揽朝柄，防止边将入朝为相，建议玄宗任命寒人藩将镇守边关。安禄山、史思明原为东北一带的杂胡，742年，安禄山先后取得平卢（今辽宁朝阳）、范阳（今北京）、河东（今山西太原）三镇节度使，史思明官至知平卢军事。755年，安禄山历经多年的军事准备，在范阳发动叛乱，安史之乱爆发。763年正月，叛军在自相残杀中被平定，从此，唐朝中央政权与藩镇割据势力的斗争一直是唐王朝自身不能解决的一个症结。 763年至唐灭亡的一百五十年间，河北大部被以胡人为主体的藩镇割据实力所把持，俨然唐朝的“国中之国”，迫使朝廷逐渐放弃了河北。幽州镇（今北京）既是安禄山的老巢，也是河北诸藩镇中最为强劲的一支，这种与唐中央政权的对峙状态，使拒马河沿线一带成为颇具敏感的地区。此时，奔流不息的拒马河南面，是呈岛屿或沙洲形式出现的块状陆地，再往南，是一片湖泊相接的水乡泽国。政治军事形势的发展衍变、地理条件的成熟，为益津关的设置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唐 741年霸州周边图 “关”指要塞。是为政治军事的需要，在地理上设置的机构。益津关初建时，是控扼南北水路摆渡的关口。《辞源·益津关》条：“古关名。在河北霸县，唐置。”明代蒋一葵在其笔记小说《长安客话》中说：“霸州，故唐益津关也。”在唐代典籍中，不见益津关的记载。雄县瓦桥关见于《旧唐书·刘怦传》，载田承嗣以兵劫朱滔于瓦桥关事，此为785年。在唐代中晚期和五代时期，益津关、瓦桥关是从幽州向南一条道路上的两点必经之地，益津关的设立当与瓦桥关在同一时期。 自民国以来，本地部分史料提出：“益津关设于唐代广德元年”即763年，此说尚缺乏确凿有力的佐证，暂以保存，备为一说。 “益津关”一词最早见于史籍，是在宋薛居正监修的《旧五代史·周书·世宗纪》中，即959年世宗柴荣兵不血刃收复益津关一节。 “益津”一名有两层含义。一、“益”指益昌，西汉时期，益津关属益昌县地。“津”指渡口。解为“益昌渡口”。二、《释名》“益，扼也。所在之地险扼也。”解为“险要渡口”。 以并列的形式明确提出三关是在《辽史·穆宗本纪》中，辽穆宗应历九年（959年）“夏四月丙戌，周来侵。戊戌，以南京留守萧思温为兵马都总管击之。是月，周拔益津、瓦桥、淤口三关。”这一节文字说明，在辽统治的936年至959年间，辽已经把益津关作为重要的军事据点戍卒把守了，并同淤口关、瓦桥关连成了一道面对中原的军事防线。历史发展的事实也表明，在宋辽对峙的前期，益津关一直是双方争夺的重要关隘。 益津关位于辽统辖的永清县南境，959年，周世宗收复益津关，使其南境从契丹手中分离出来，宋初仍沿用辽称，为永清县，与辽形成隔拒马河而治，且相互对峙的两个永清县。此时的益津关，既是宋永清县县治，同时又是霸州的州治。 自唐末以来，契丹南侵主要有两条路线，一条以固安、霸州、雄县、鄚州、任丘、高阳为一线；一条以易县、徐水、满城、望都为一线。益津关与雄县瓦桥关、信安淤口关成犄角之势，犹如一枚楔子楔入辽境的前沿，突出的战略位置，使益津关成为辽主意欲拔掉的一颗眼中钉。
依《辽史》记载： 963年正月，“丙寅，宋欲城益津关，（辽穆宗耶律璟）命南京留守高勋、统军使崔廷勋以兵扰之。” 967年二月“甲子，高勋奏宋将城益津关，请以偏师扰之，上从之。” 985年十月、十一月宋军千余人两次出益津关与辽兵激战。986年，北宋举兵二次北伐，三月，宋曹彬、米信部与辽兵在益津关和固安之间激战三日，大破辽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