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获友人所赠一部史学新著，史美珩先生2010年底出版的《是奸相还是能臣——史弥远历史真相研究》，拜读之后，感悟良多！

本人治史多年，深感“尽信书不如无书”、“读书要力透纸背”为至理名言！一部二十四史，水平参差不齐，所记所载，未必皆为信史。虽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中华史学有“良史皆以实录直书为贵”，但历代治史者，囿于环境，曲笔述史，褒贬失实者不可胜数。即便有的治史者并非有意颠倒是非故作曲笔，而是按照个人的价值评判标准看问题，论人述事难免不带强烈的个人倾向，这种个人的价值评判未必十分客观公允。其次，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有当时价值判断的游戏规则，著史者根据当时的游戏规则作出是非判断，但古人之是非未必就是今人之是非，今人的价值判断和是非标准有不少是与古人有很大的不同的，因此不少历史问题确有认真梳理、重新评价的必要。

有宋一代也真是奇怪，宋太祖起为加强君主专制权力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两宋确实又出了不少权相。长期以来，稍知宋史的人一直对南宋之秦桧、韩侂胄、史弥远、贾似道的奸相身份不存异议。而史美珩先生经过多年潜心研究，对历史上长期形成的史弥远为奸相的定评提出挑战，提出了史弥远到底是“奸相”还是“治国能臣”的大胆质疑，确实是相当有见地、有胆识的。

史美珩先生的这部著作没有采用史学工作者一般常用的《史弥远评传》一类的史学研究著作的体例，而是将全书分为《家世篇》、《诛韩篇》、《抗金篇》、《立理（宗）篇》、《行政篇》、《探谬篇》、《杂议篇》分别述论。此种体例不拘一格，除《家世篇》和《杂议篇》可视作一个完整的人物传记所必须的舖垫外，其余五篇集中对史弥远到底是权奸还是能臣的关键问题进行辨析，针对性强，说服力强，可谓是一种别开生面的述史方式。

本书的另一个突出的特点是言而有据，用史实说话。作者做了大量的搜求考辨工作，挖掘出大量被《宋史》有意无意弃置的史料，——讲清“诛韩”、“立理（宗）”的来龙去脉，有力地为史弥远辨污。本书引证排比出大量资料，有力地证明了史弥远执政期间，在治国、理政、抗金方面的业绩，从宏观角度印证了史弥远是一个有功于国、有功于民的能臣。

本书在《探谬篇》中，列举大量史料证明一些理学之士在修撰《宋史》等史籍时，通过删削史料中伤史弥远，指出史弥远在历史上的权奸形象正是拜他们之所赐。我的体会是：理学之士讲“存天理，灭人欲”可以强调到“以理杀人”的地步，但“学士辈不堪经国”却又往往为其通病。在宋代那种有意造成机构叠床架屋、官员职能互相牵制的体制和积习的环境中，史弥远要做成几件事，不擅一点权看来是不行的，不讲一点权谋机变也是不行的，十分明显他是处于一种两难境地。作为权相的能臣和权奸的根本差别在于所作所为是利国利民还是利己，但作为权相的能臣又几个能像诸葛亮一样几近道德上的完人？济王被以真德秀为代表的理学之士视为名分已定的辅弼之主，恐怕也正是在这些理学之士影响下济王才视史弥远为眼中钉。济王被废虽非史弥远作主，但恐怕史弥远也不会为济王说好话，这正是道学先生们认为既“不合天理”、又损害门派根本利益的大罪，也是一些理学之士视史弥远的利国利民的大节如不见、处心积虑地妖魔化史弥远的根本原因。

综上所述，我认为本书论史弥远是能臣而非权奸是站得住脚的。因而本书为一个长期被妖魔化的历史人物洗清污名，实事求是地恢复其应有的历史地位，是历史研究中的一项杰出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