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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天泽及其子侄史楫、史权等人在治理真定时，不仅以关爱民生成就了他仁德的政治风范，而且在外族入主的情况下，以历史责任感，拯救人才，培植人才，并高度重视教育，推进民族文化融合，为在长期战乱的废墟上，使真定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奠定了基础。正是在他的这种历史作为下，当时的大批文人学士在金朝灭亡之后，皆慕名归依，寓居真定，得到了有效的保护和尊重，使他们在真定一带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诸如著名文学家元好问，元曲四大家之一的白朴，杰出的数学家、理学家李冶，著名教育家张德辉等都是在战乱中流离失所而来到真定一带，对于培养当地人才、改善民风、传播知识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对整个元朝时期文化和科技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以说，元朝的真定，是一个多民族人才荟萃的地区，也是城市文化和经济空前发展，各种学术、宗教、艺术、科学技术空前辉煌的时期。先后涌现出阿拉伯著名学者沙克什（自称真定瞻思），在良好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元曲作家李文蔚、尚仲贤、戴善甫及维吾尔族政治家、文学家哈珊等，还有著名文学家、政治家苏天爵、杨俊民等等。正是由于这种良好的文化氛围，使真定城成为元大都之外的另一个重要的元曲创作和传播中心。这也是史天泽文治的一大政绩。 正是由于文化高度发达，人口文化素质的提高，使得真定的经济在战乱凋敝的基础上，很快得到恢复，成为十分富庶的地区。元代诗人陈孚在《真定怀古》诗中写到：“千里桑麻绿荫城，万家灯火管弦清”，描写出了真定城的繁华。十三世纪著名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元朝至元年间曾经游历中国，途经真定。在他那部享誉世界的《马可·波罗行记》中，留下了关于真定城的精彩记述，客观反映了在元代，真定作为河北中西部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城乡经济繁荣、文化发展的历史场景。
治世能臣 纵观元朝历史，在蒙古军从漠北进入河北，站稳脚跟，灭金伐宋，建立元帝国，可以说，全靠了三位河北人的辅佐。 这三个河北人，一个是藁城人董俊，一个是易州定兴（今保定徐水北）人张柔，另一个就是史天泽。这河北三强为蒙古占领中原，灭金亡宋，统一中国，确立和巩固统治，起了关键作用。 这三个人，情况不同，发挥的作用也各自有别。 董俊，务农出身，成年后浏览史书，擅长骑射。蒙古伐金后，河北大乱，藁城令立靶募兵，董俊挽强弓一发中的，受募领兵。1215年，木华黎帅兵南下，他率军投降。1219年，董俊升任中山府（治今河北定县）事，佩金虎符，在曲阳大败金真定守将武仙，武仙逼迫投降。木华黎授董俊龙虎上将军、行元帅府事，驻藁城，不久升左副元帅，其部众号为匡国军。1225年二月，武仙杀史天倪反叛蒙古，再投金朝。一时间，藁城近旁州县大多改变旗帜，只有董俊孤军坚守，后更拥护史天泽为主帅攻克真定，帮助史天泽稳定了河北局势。1233年，在追击逃奔的金帝时，死于战阵。董俊去世时，已为蒙古立下汗马功劳。作为汉人世侯，他不是势大权重者，但以忠孝著称当世。 张柔，也是世代务农，元史说他也工骑射。蒙古伐金，1214年五月金帝自中都（今北京）南迁汴京（今河南开封）后，在河北战乱中，张柔聚族党数千家，拉起自卫武装，形成地方势力。金朝为了抵御蒙古，竭力笼络河北地方武装，授张柔为定兴令，后升为清州防御使，后又遥领永定军节度使，又兼雄州管内观察使，权元帅左都监，行元帅府事。1218年六月，任为中都留守，兼大兴府尹、本路经略使，行元帅事。八月，蒙古大军进入紫荆关，张柔率军迎战，被俘投降，仍任原职。接着，张柔作为蒙古的部将，攻下易州（今河北易县）、安州（今河北安新西南）、保州（今保定）、雄州（今河北雄县）。第二年（1219）春天，又攻拔祁州（今河北安国）、曲阳和定州（今河北定县），控制了深冀以北、真定以东三十余城以及许多山寨．张柔名震河朔。正是凭借了更天倪和张柔在河北的军力和地盘，木华黎才在1**年经略河北西路时，迫使金真定守将武仙宣布投降。武仙反叛，张柔应史天泽求援，出兵战败武仙。他又分遣部将攻略彰德（即相州，治今河南安阳）以及大名府路、山东西路一些地方。十二月被授为行军千户、保州等处都元帅。122 7年春，移镇保州，在他的经营下，使保州重建成燕南一大都会。他自己也成为燕南的著名汉人世侯，领治城镇三十有余、军队数万、民户十万。此后。他南下伐金，升任汉军万户。金亡后，他有于1235年参加蒙古军伐宋，参加了攻枣阳、徐州、邳州（治今江苏邳县南），立功。1237至1238年间，他参加了曹武（在今湖北京山东）、光州（今河南潢川）、黄州、（今湖北黄冈）、滁州（今安徽滁县）之役。1239年，张柔奉命以本官节制河南诸翼兵马征行事，在此后近二十年间，他为蒙古守卫河南南部与安徽西北部的防线，不时出击威胁宋军。1240年，诏令张柔等八万户伐宋，攻占寿州（今安徽凤台）。1254年移镇亳州（今安徽亳县）。1259年，蒙古大举伐宋，张柔列于中军，从忽必烈渡江，进攻鄂州（今湖北武昌）。忽必烈即位后，于1266年加张柔荣禄大夫，主持大都城建。1268年去世，赠太师，谥武康。 而史天泽和他俩不同。在元初汉人勋臣中，虽然史天泽和张柔都被称为“拔都”（英雄），但是，他们的主要功绩还是不一样的，正如忽必烈曾说：“史徒以筹议，不如张氏有百战之功也。”（参阅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14卷，董俊、张柔传。） 综观史天泽的一生，幼年时随父归附蒙古后，历经太祖铁木真、太宗窝阔台、乃马真后、定宗贵由、海迷失后、宪宗蒙哥、世祖忽必烈前后七代，在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错综复杂的环境中，官至高位。由于他为人公正，不谋私利，对蒙古贵族统治者尽忠效力，“是以出入将相五十年，上不疑而下无怨，人以比于郭子仪、曹彬云。”（《元史·史天泽传》）”。这实在是很不容易的。 对元朝最高统治者来说，他们也看重史天泽的军功，但是，更推崇他的文治能力。如果说在护卫真定的军事斗争中，使史天泽崭露头角，那么，正是在治理真定过程中，显示出了史天泽不同凡响的治理国家的才干，弥补了马背上打天下的蒙古族治国经验的严重不足，奠定了他入阁拜相的基础。 据《元史·史天泽传》记载，史天泽在40岁的时侯，开始认真读书，尤其是熟读《资治通鉴》。忽必烈即位，首先召见史天泽问以治国安民之道。史天泽上书说：“朝廷当先立省部以正纪纲，设监司以督诸路，需恩泽以安反侧，退贪残以任贤能，颁奉秩以养廉，禁贿赂以防奸，庶能上下王应，内外休息。”奏章里所提出的各点，带有充分的汉化特点，但是，又恰恰是元朝立国之初所短缺的，现实性很强，并且都是带有纲领性的，忽必烈如获至宝。第二年，即中统二年（公元1261年）夏5月，史天泽就被拜为中书右丞相，正式进入蒙古最高统治层，开始逐步推行他的治国安民之术。他主持中书省，定省规十条，以保证政务畅通，使政务运作井然有序。史天泽在任期间，还罢去了一些诸色差役，统一了赋税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负担。 中书省官员少则五六员，多至8员，列坐一堂，凡有政事商议实行之际，往往各持己见，待国相一置可否，然后定决。史天泽每于此时，便审其无害，则行之不疑；若有失当，则心平气和，详细分析，以期合于事理。故在中书十余年间，或奉行上意，或更张事宜，多方周旋。他在大臣们中间协调弥合，发挥各人的作用，自称“天泽武臣，何克负荷。但物务未安者，老夫通译其间，为诸君条达耳。相则何敢当。”认为自己出身行武，怎敢担当相职，只是充当诸宰臣与皇帝间通译(用蒙古语上传下达)的角色。他善于“体时顺势，通变制宜”，使汉法在特殊的条件下得以推行。论者以为“中统至元初治”的出现，史天泽出力甚多。 至元三年（公元1266年），皇太子燕王领中书省，兼判枢密院事，以史天泽为辅国上将军、枢密副使。次年，复授光禄大夫，改任中书左丞相。他提议建立三卫和寓兵于农之策，二三年间，国家面貌和军队实力，已蔚然可观。 至元八年（公元1271年），忽必烈改国号蒙古为大元。进史天泽开府仪同三司、平章军国重事。此时，史天泽已年近七旬，要求告老还乡，忽必烈少不了这样一位治世能臣，当然不会批准，传旨说：省、院、台，或一月、一旬，遇大事，卿可商量，小事不烦卿。至元十二年（公元1275年）史天泽病逝，终年74岁。忽必烈念他功勋卓越，赠太尉，谧忠武。后累赠太师，进封镇阳王，为之立庙祭祀。 史天泽死后葬于后太保庄（今石家庄市区）。现今市区岳村史姓家族就是史天泽的后裔（获鹿岳村大部分是史天安的后裔，只有史天泽部分后裔。）
史天泽及其家族为巩固和发展蒙古在中原的统治立了大功。他是忽必烈推行汉法的主要大臣之一，也是元朝唯一的官至相位的汉族显贵。他与当时的多数世侯不同，他从未奉仕于金或宋，而在归附蒙古以后则忠诚不二。元朝的建立结束了全国的分裂局面，史天泽对国家的统一是有贡献的，是值得肯定的历史人物。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