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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浩也积极促进道教斋醮法事活动，淳熙九年孝宗赐五龙观额，称“五灵应观”。这使促使了以五龙观为中心开展的斋醮法事活动日趋规范。每年三月三日，从临安佑圣观到各地真武庙都要举办斋醮仪式，史浩为之编写《佑圣醮仪》，详细地叙述了道士修设真武灵应斋醮的仪式。 史浩精通儒、老、释三学。他以为老子哲学效法自然，顺应自然而行。可以用来指导养生。“夫四时阴阳者，万物之根本也。所以至人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以从其根，故与万物沉浮于生长之门”。善养生的人，就必须保持人体的阴阳平衡不至失调，并使人体节律能适应日月运转的自然节律。这就是说对人体的调养，要按照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日月运行规律进行。所以春天时节，饮食的味道就适宜减少酸味增加甜味，以此来养脾气。应多吃麦类与蔬菜，用其升阳宣散的功效来去疾病；夏天里人的心火盛，就适宜减少苦味食物，增添辛味食物，可以养肺气。还宜食暖，不使腹凉；秋气肃杀，饮食之味宜减辛增酸，以养肝气。秋气燥，宜食芝麻与犬肉，以润其燥；冬日饮食之味宜减咸增苦，以养心气，可食黍及猪肉，以其热性抗寒，宜用补药，可服食药酒。善服药，不如善保养；善保养，不若善服药。史浩做到了既善于怡养性情，摄生有术，又善于服药却疾，自知医术，治在病之前，他真是一个善养生的人。 史浩平生坚持以老子哲学处事。老子认为，“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是以圣人去甚、去奢、去泰”。所以史浩在物质生活上少私寡欲。但不是无私和禁欲，晚年史浩常置酒高会。凡养生，莫若知本，凡食，勿强厚味，勿以烈味重酒。酒以陈者为上，愈睐愈妙。春饮宜庭，夏饮宜效，秋饮宜舟，冬饮宜室，夜饮宜月。史浩善于选择合适的场合：或花前月下，或泛舟中流，或宅舍酒楼，使人感到幽雅、舒畅。古人颇喜在游览观光中饮酒。因此，他们饮酒的地方，往往不在大雅之堂，不在闹市之肆，而在山峦之巅、溪水之畔，或在郊野之中，翠微之内．周穆王畅饮于昆仓瑶池，无为子独酌于莲花峰上，何点致醉于钟山之阿，桓温置酒于龙山之顶，置身于这秀丽的山光水色之中，呼吸着新鲜空气，会使人赏心悦目，心旷神怡，饮兴自然倍增，可如今我们老了，行动不便。所以就只好选月湖仙岛了。 道教是十分关注现世享乐的，以为人之生，为美厚尔，为声色耳。史浩的真隐人生，自然就无可抗拒地沉醉于歌舞美酒之中。史浩更是无比醉心歌舞，在词中对于美女歌舞的描写连篇累牍，不厌其烦。史浩甚至自己参与歌舞的设计和创作，留下了《采莲》、《采莲舞》、《太清舞》、《柘权舞》、《花舞》、《剑舞》和《渔父舞》七部大曲。 [1]《水心文集 祭史太师文》 [2][3]《宋史》卷３９６《史浩传》 （14）收获荣华富贵 史浩尽管在“四明洞天”中安享晚年，但作为大宋的臣子，他的职务是终身的，所以对朝廷时政，史浩依然关心。 一年史浩读到《原道辨》，这是孝宗读了韩愈的《原道》后写的一篇文章。文中说：朕观韩愈原道论。谓佛法相混，三教相绌。未有能辨之者。徒文烦而理迂耳。若揆之以圣人之用心。则无不昭然矣。何则释氏穷性命外形骸。于世事了不相关。又何与礼乐仁义者哉。然犹立戒曰不杀不淫不盗不妄语不饮酒。夫不杀仁也。不淫礼也。不盗义也。不妄语信也。不饮酒智也。此与仲尼又何远乎。从容中道圣人也。圣人之所为孰非礼乐。孰非仁义。又恶得而名焉。譬如天地运行阴阳若循环之无端。岂有春夏秋冬之别哉？此世人强名之耳。亦犹仁义礼乐之别。圣人所以设教治世，不得不然也。因其强名揆而求之，则道也者。仁义礼乐之宗也。仁义礼乐固道之用也。杨雄谓老氏弃仁义绝礼乐。今迹老氏之书。其所宝者三：曰慈，曰俭，曰不敢为天下先。孔子曰，节用而爱人，老氏之所谓俭，岂非爱人之大者耶？孔子曰；“温良恭俭让。”老氏所谓不敢为天下先，岂非让之大者耶？孔子曰，惟仁为大，老氏之所谓慈岂非仁之大者耶？至其会道则互见偏举。所贵者清净宁一。而与孔圣果相背驰乎。盖三教末流，昧者执之自为异耳。夫佛老绝念无为修身而矣。孔子教以治天下者，特所施不同耳。譬犹耒耜而耕机杼而织，后世纷纷而惑，固失其理。或曰，当如何去其惑哉。曰以佛修心，以道养生，以儒治世。斯可也。其唯圣人为能同之，不可不论也[1]。 显然孝宗觉得佛学的职能是修心，道学的职能是养生，儒学的职能是治世，佛、道、儒三家可以合一，分别通过履行各自的职能来统御社会，这样就把统御国家的思想一分为三，其必然会导致思想混乱的严重后果。 其实佛、儒、道三教即互相排斥、冲突和斗争，又互相作用、影响和渗透。三国时有人提出了三教合一，所谓尧舜周孔说的是修世之事，佛与老子述的是无为之志。隋唐王朝对儒、佛、道三教采取了分别利用的政策。它一方面确立了儒学的正统地位，另一方面又以佛、道为官方意识形态的重要补充，推行三教并用的政策。因此在学术领域，儒、佛、道逐渐形成三教鼎立的局面。那时三教中有许多重要的人都从自身发展的需要出发以及迎合大一统的需要，提倡三教合流，于是儒、佛、道三家互相渗透和吸纳，各自吸收了对方的一些内容，形成三教合流之说。 史浩的人生显然是儒、道、佛融会贯通，运用如是的，但并不是所谓的逃儒则归道，逃道则归儒，出老庄则入孔孟，出孔孟则入老庄。史浩的本色还是儒家。佛、道不过是为润色人生而已。在治国的方略上，史浩始终主张道、佛融入儒，使之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但是治国只能是一家，不是三家分治，统御社会必须是儒家理论。在佛、道、儒三家中，就儒家而论，所关注的是社会伦理，表现为强烈的群体意识，儒学强调的是个人应当全身心地投入于社会事业。虽然儒学只讲个人对于社会应如何如何，而不考虑和计较社会应对个人如何如何，对人的个体生命的处境缺乏足够的关注。即使对待各种人际关系，在儒家看来，也必须始以对方、他人为重，要求每个人都必须为了他人而活。儒家的人生往往淹没在群体性之中，没有多少真正属于个人的空间，但儒家的精神无疑是最丰富的最关注现实的，因而最适宜治国。 这样当孝宗的《原道辨》传到史浩的手中后，史浩大吃一惊，他马上觉得后果的严重性，这种事关国家利益的大事，史浩从不宽容任何人，史浩曾因和孝宗治国方略不同而遭罢免，但却不能改变的个性，随即史浩撰文，直截了当地指出皇上此文一出，后世就会有人“窃其皮肤以欺世诳俗，特摭陛下之言以为口实，靡然趋同，势不可遏”[2]。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