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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方本是张栻的学生，淳熙七年(1180)，参加解试。当时辛弃疾担任湖南安抚使，因有考生控诉阅卷不公，弃疾重阅录取者的试卷，发现一份议论非凡的卷子，写作者正是赵方。次年，赵方在取得进士功名后拜访辛弃疾，两人畅谈军事方略，长达三日。弃疾在赞赏赵方才学之余，不仅以绢相赠，并写信向监司推荐他，以协助日后的升迁。 赵方中举后，担任蒲圻县县尉，此后二十多年间始终担任基层的地方职位，历任大宁监教授、青阳县知县。虽然在各地都是政声卓著，却得不到快速的升迁，直到嘉定元年(1208)受李大性拔擢，出任知随州，才算跻身中等的职位。在这一段沉潜的时期，由于官位不高，俸禄有限，赵家常处于入不敷出的情况，只能卖田支应，家中原有的六顷田地，便在这段期间卖出大半。家计的捉襟见肘，全靠其妻胡氏的通融应付。不过，赵方在这一段期间建立了良好的人际关系，为日后的升迁奠下基础。在担任蒲圻县县尉时，赵方与邻近的咸宁县县尉史弥忠甚为友好。嘉泰年间，赵方任青阳知县时，直属上司是史弥忠的堂弟知池州史弥远。赵方曾与史弥远讨论为治之道，指出：“催科不扰，是催科中抚字；刑罚无差，是刑罚中教化。[8]”当时传为名言。赵方与史家兄弟的关系，使得赵方在史弥远当权后得到一展长才的机会。嘉定元年，史弥远居相位，他重用同乡与旧属，大力拔擢知名道学人士，以收人望。赵方既是史弥远的旧属，又曾受业于道学名家，配合史弥忠的保荐，官位快速升迁。先由知随州升任提举京西常平兼转运判官、提点刑狱，后又升为湖北转运判官兼知鄂州。当时宋廷甫与金人达成和议，地方官多半忽视军事工作，赵方却积极招兵、选将，他所拔擢的武官，其中如孟宗政后来成为对金作战的名将。至嘉定七年(1214)，赵方担任知江陵府、主管湖北安抚司事兼权荆湖制置司，成为独当一面的边帅。 面对层出不穷的北方降人及金军的威胁，赵方则积极修筑城堡，整军备战。嘉定十年(1217)四月，金兵大举入侵，赵方将京湖制置司移往襄阳，亲临前线督阵，并上疏主战，请求下诏北伐。宁宗乃传檄招谕中原军民，宋内部的和、战争议遂告平息，宋、金正式开战。 赵方身先士卒，采取“以战为守”的策略，成功统御部队。当时大多数的将领采取被动的守势作战，面对金兵的入侵，只知固守城堡，期待敌人知难而退。这种据守孤立的城池的作法，往往因缺乏外援而失败，即使支撑到敌人退走，城外的地区也早已惨遭破坏。赵方的作法正好相反，他下令将领不可只据守城池，而须在敌人入侵之初立即进行野战，并进而对敌境发动反击，以“毋深入，毋攻城，第溃其保甲，毁其城砦，空其赀粮而已”为目标，迫使入侵的金兵回师救援，并减少他们再次入侵的能力。如此一来，宋军不再处于被动的劣势，而能掌握先机，避实击虚，取得战果。不仅京湖确保无虞，成为“三边”中唯一不受战火摧残的地区，并有余力支持淮西的作战。嘉定十四年(1221)赵范与赵葵监军出师。在蕲、黄两州的攻防中，赵方策划战术的长才表露无遗，军威正盛之时，赵方病死于襄阳。 赵方的确是难得的将才，但如果没有史弥远的信任，其怎能独当一面去抗金？史弥远至少是默许赵方抗金的，可见史弥远虽然主和，但不是一味主和，更不是主降，嘉定年间与金人时战时和更多的是根据南宋国家的实际出发的。 史弥远遭指责不但是政治层面，还有经济层面。 [1][2][3]《宋稗类钞》 [4]《西湖游览志》 [5]《宋代十八朝宰相逸事》 [6]《梅磵诗话》 [7] 《淳祐临安志》 [8]《宋史史弥远传》 (6)提升儒佛文化 所谓疯狂掠夺，实指史弥远在位期间大量印造新会子，不再以金、银、铜钱兑换，而只以新会子兑换旧会子，并且把旧会子折价一半。这样一来致使会子充斥，币值跌落，物价飞涨。 会子问题十分复杂。会子确是南宋社会经济发展的集中反映。应当说，南宋会子是真正意义上的纸币，它是绍兴三十一年由“行在会子务”发行的铜钱会子开始的。最初的会子并未限定发行额，也没有设界，自绍兴三十一年起到乾道二年共印二千八百多万贯，支取回收了一千五百六十多万贯，民间还在流通的有九百八十万贯。因为当时地方州县收纳赋税不收会子，所以有不少商人在各地用低价收购会子，然后到临安兑取铜钱，于是一时间形成了挤兑风潮，最终惊动了当时皇帝孝宗。孝宗得知后，行动果断，迅速用府库所的藏银钱回收了大约近五百万会子，而留在民间继续使用流通的大约还有四五百万。官方迅速采取应对措施，维持了会子的信用，加上民间也的确存在着对轻便纸币的需求，所以会子挤兑风潮得以平息，会子得以继续的发展。 随着经济的发展，需要增加会子的发行量。因此乾道五年起，会子改为定界发行，每三年一界，每界一千万贯，每界使用六年（也就是两界）。但当时准备金充足且发行量也未至滥，即使遇到会子贬值就马上“秤提”回收，可以防止恶性贬值，所以会子仍能维持了较高的币值。 光宗绍熙年以后，会子就逐渐贬值。宁宗庆元元年，每界会子的发行额提高到3000万贯，这个时候每贯已跌到620。后来会子越发越滥，流通数越来越多，开禧年间因韩侂冑主持发动对金战争，军费开支大增，纸币发行竟达到一亿四千万贯，从此，南宋的财政状况急剧恶化，战争停止后，面对楮币造成的严重社会问题，南宋曾回收过一部分楮币，但由于财无所出，不久又恢复发行楮币。同时宋廷没收韩侂胄等人的财产，得钱3000余万缗，所得地产又可每年收入约70万石、钱130万余缗，以弥补财政不足。此后，南宋的财政每况愈下，东南地区的财政状况本已窘态毕露，州县财计入不敷出、难以为继的现象十分严重。四川地区在南宋前期曾为政府财政作出很大贡献，但开禧年兴兵之后，四川供养军队的费用由近2500万贯增至5000万贯，宋廷即使增发钱引、加征免夫钱，仍然不敷支出，宋廷只得每年拨700万贯以予贴助。以后每界会子都超过发行限额，而且三界(第11、12、13界)并行，三界共发行1、3938亿余额，第十三界会子更是发行四千七百万贯，会子因此大为贬值[1]。 嘉定二年朝廷用出卖官告、度牒、乳香、官田等钱和黄金15万两来收兑会子，使会子发行额量有所减少，但仍达1．156亿余贯。之后朝廷已没有这么多金、银、铜钱来收兑会子了。嘉定四年用第14界会子按1：2的比率收兑第11、12界旧会子，正式宣布第11、12界会子贬值一半。“新令一行，物情疑骇，怨咤之声，盈于道路，豪家大姓至有聚楮(纸币)而焚于通衢者。”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