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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门三宰相——南宋史氏家族传(2)(30)

时间:2009-02-13 19:21来源:春秋 作者:郑传杰 点击:
总的来说,嘉定年间,经过多方秤提平抑,会子的价值才有所回升,达到在京一贯值钱七百,地方半之的水平。 绍定五年流通量已达到了二亿二千九百多万贯,会子的滥发与贬值已经到了极端严重的境地。理宗亲政后虽然采取

总的来说,嘉定年间,经过多方秤提平抑,会子的价值才有所回升,达到在京一贯值钱七百,地方半之的水平。
绍定五年流通量已达到了二亿二千九百多万贯,会子的滥发与贬值已经到了极端严重的境地。理宗亲政后虽然采取了一些秤提的措施使会子有所稳定,但是此时的南宋已经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国家财政处在破产的边缘,不得不依靠滥发会子以救一时之急,绍定六年第14、15、16三界会子共发行3.2416亿余贯。会子的发行继续增加,饮鸩止渴的后果是滥发的会子变得如同废纸一般豪无价值。
从中不难看出这样几点:一、会子的贬值非一朝一夕,从今天眼光看在商品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贬值也是一种必然现象。二、开禧年间韩侂冑发动对金战争,才是会子大为贬值的开始,开禧北伐,为筹军费,东南会子、四川钱引都三界并行,两者发行量达到22000万贯,而准备金并无增加,楮币币值随之猛跌。三、嘉定二年朝廷用出卖官告、度牒、乳香、官田等钱和黄金15万两来收兑会子,之后朝廷再也没有这么多金、银、铜钱来收兑会子了。四、嘉定年间经过多方秤提平抑后,会子的价值有所回升。这就是说会子的贬值且不可逆转和朝廷不再以金、银、铜钱兑换的根源不在史弥远执政,相反其执政期间对会子的治理态度是积极的,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经济上物价上涨,会子贬值,遭民怨。但事实上,南宋政权趋于稳定后(当然也包括史弥远统治下的二十六年),社会经济逐步地得到恢复和发展。尽管南宋国土比北宋减少了五分之二,但农业生产发达地区都在南宋境内,因此,南宋农业生产的总体水平并不亚于北宋。由于军事的需要,南宋重视军器制造、采矿冶炼、造船等手工业的发展,手工业生产的技术、规模方面都超过北宋。
史弥远在政期间,江南地区作为经济文化中心得到进一步发展。通过大兴水利,大开荒田,耕地面积大幅度增加。山区有梯田、河边有淤田、海边有沙地、湖上有架田。稻米产量也不断提高,其中太湖地区稻米产量尤其突出,以平江府(今苏州)为代表,有“苏湖熟,天下足”(指苏州和湖州)或“苏常熟,天下足”(指苏州和常州)之称。
海上贸易和造船业更是互相促进,并肩发展。广州、泉州和明州继续做大。泉州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大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从对贸易港口管理的加强,也可看出海上贸易的繁荣。当时在各个对外贸易港口都设立“蕃市”,专卖外国商品;“蕃坊”供外国人居住;“蕃学”供外商子女接受教育,政府还专门制定了蕃商犯罪决罚条。海上贸易发展促进了造船业的发展,在临安府(今杭州)、建康府(今南京)、平江府(苏州)、扬州、湖州、泉州、广州、潭州、衡州等地相继形成了造船中心。造船技术水平达到当时世界之冠。广州制造的大型海舶木兰舟可“浮南海而南,舟如巨室,帆若垂天之云,舵长数仗,一舟数百人,中积一年粮”。
由于外敌威胁基本解除,此时的边境四川也出现了升平景象。在这一时期,四川向中央政府大约每年输送钱赋三千万缗,向国家府库提供约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钱赋。
温州人叶适有一段论述说,夫吴越之地,自钱氏时独不被兵,又以四十年都邑之盛,四方流徙尽集于千里之内,而衣冠贵人不知其几族,故以十五州之众当今天下之半。计其地不足以居其半,而米粟布帛之值三倍于旧,鸡豚菜菇、樵薪之鬻五倍于旧,田宅之值十倍于旧,其便利上腴争取而不置者数十百倍于旧……今两浙之下县,以三万户率者不数也。夫举天下之民未得其所,犹不足为意,而此一路之生聚,近在畿甸之间者,十年之后,将何以救之乎?夫迹其民多而地不足若此,则其穷而无告者,其上岂宜有不察者乎?……噫!此不可不虑也。
可见两浙人口在宋代的大发展,得益于长期和平的历史背景和时代环境,得益于良好的地理条件。南宋迁都临安后,更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大批流民和官僚贵族、军队不断涌入,又造成人口非经济迁移的机械增长。所谓"以十五州之众当今天下之半",说明南宋两浙人口密集的盛况和作为人口重心地区的重要地位及影响。两浙地区人口发展至南宋达到了高峰,造成地狭人稠以及所带来的一系列危机。但其环境容量,并非像叶适感受和预料的那样已经严重饱和,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下,仍有余地。其后果是引起新一轮开发高潮以适应人口增长。叶适所言两浙"又以四十年都邑之盛",当是在宋孝宗乾道五年(1169年),此时两浙为2158653户,而50年后的嘉定十二年(1219年),两浙有2898782户,增长34.3%。嘉定十六年两浙应有394.8万户。南宋后期两浙经济固然出现危机,人口统计也有波动,但仍在发展,至少是人口再生产惯性在起作用。
社会福利一样得到发展,袁甫在湖州首创了婴儿局。并将它置于政府监督下直接承担着地方的赈恤责任。为此袁甫亲自撰写《湖州婴儿局增田记》,明确了湖州婴儿局收养弃婴的措施,从这些措施看,袁甫对婴儿局的管理、设计都十分周密。为了达到厚实于民的目标,袁甫还让并不承担社会救济责任的其它政府机构也纷纷加入到慈善行列中来,他甚至将佛教寺院也纳入其中,让它也能对社会分担一些救助贫弱危病者的善事。
史弥远在职的嘉定年间,更值得一说的是儒学和佛学的发展。
史弥远进相位后,对韩侂胄执行时罢斥宗室大臣赵汝愚,指理学为伪学、罢逐理学家的做法加以纠正。他去伪学禁,赠朱熹、复赵汝愚、吕祖谦等人官职,召林大中、楼钥等故老十五人入朝,受到朝野的好评,拜为少保。
名儒真德秀、魏了翁对史弥远的主和路线都深为不满,真德秀说:“金人欲多岁币之数,而吾亦曰可增;金人欲得奸臣(韩侂胄)之首,而吾亦曰可与;往来之称谓,犒军之金帛,根括归明流徙之民,皆承之唯谨,得无滋嫚我乎!”史弥远没有因言对他们不予打击,而是“以爵禄縻天下士”。真德秀呢,仍然愤慨地说:“吾徒须急引去,使庙堂知世亦有不肯为从官之人。遂力请去。”魏了翁也在收召诸贤之列,“会史弥远入相专国事,了翁察其所为,力辞召命”。即使这样史弥远依然不排斥他们,设法召他们归朝。宁宗病死后,史弥远立理宗并杀害赵竑,真德秀、魏了翁纷纷上奏章,非欲诛史弥远不可,一时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政治功势,史弥远这才以谤讪、诬诋将他们落职闲居。
史弥远一直尊重理学人士,史弥远不仅随后即起用诸多理学人士,还听从谋士刘爚为其出谋划策,提倡理学,刘爚对丞相史弥远说,请求用朱熹所著的《论语》、《中庸》、《大学》、《孟子》作为劝讲,正君定国,宽慰天下学士大夫的心。又请求将朱熹的《白鹿洞规》颁示太学,将朱熹的《四书集注》刊行。史弥远推崇理学有功,理学名家们虽然对史弥远怀有不满,但是赞成提倡理学,嘉定十三年(1220),在魏了翁等人的请求下,追谥北宋周敦颐为“元”,史称周元公;程颢为“纯”,史称程纯公;程颐为“正”,史称程正公;张载为“明”,史称张明公[2]。这次追谥非同寻常,赐谥号按规定主要是高级官员的专享礼遇,此四人都不符合赐谥的条件,可见这次赐谥是特殊的礼遇,它大大提高了理学的地位,并为理学走上思想统治地位奠定了基础。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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