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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门三宰相——南宋史氏家族传(2)(41)

时间:2009-02-13 19:21来源:春秋 作者:郑传杰 点击:
赵竑的确是被迫参与并下令动用湖州的武器、粮资的。这些史弥当然知道,但史弥似乎想到更多,不久,他派亲信余天锡到湖州,说是奉谕给济王治病,暗地却胁逼济王自缢身死,并杀死其子。为平息朝野非议,理宗追赠济王

赵竑的确是被迫参与并下令动用湖州的武器、粮资的。这些史弥当然知道,但史弥似乎想到更多,不久,他派亲信余天锡到湖州,说是奉谕给济王治病,暗地却胁逼济王自缢身死,并杀死其子。为平息朝野非议,理宗追赠济王为少师,但不久史弥远就指使爪牙上奏,理宗收回成命,追夺其王爵,追贬为巴陵县公[6]。
史弥远拥立理宗,处置赵竑,固然有被逼出来的个人因素,但说到底,拥立理宗这事并没有违背赵氏王朝的大原则,不得已处理赵竑,又避免了可能出现的里应外合,导致社会动乱的危险,保持了社会的稳定,在面临外患压迫的南宋王朝稳定是压倒一切的,一国与一人,孰重孰轻,不言而喻。总之拥立和处置这两件事,既有利于王朝政权平稳交替,又有利于王朝的统治稳定,当然也有利于社会与经济的发展,这一点不可以因为一些个人因素而抹煞。
逼济王赵竑自缢这事虽然最敏感,但与江山社稷、民生国计到底关系不大,所以陆、吕学人士都包容了,能在重要的国是上合作。吕学人士乔行简就明确表示,“群贤方集,愿勿因济王议异同,致有涣散。”
而朱学人士则抓住了机会,他们非置史弥远于无可自全之地不可。当时在朝廷的大臣真德秀、魏了翁、洪咨夔、胡梦昱等每每以赵竑作为攻击史弥远的借口,真德秀等大儒以为史弥远的处置赵竑这一做法违背了理学原则,其实史弥远统治的年代里,理学一直拥有自己的地位,并且仍在向前发展,当时理学虽然不一定能作为先进文化的代表,但理学推进社会文明这是肯定的。史弥远没有因此驱逐理学,但对真德秀等大儒予以打击。
福建是朱学的大本营,所以一时就有了闽人难保的说法。其实向前推论,史弥远并不歧视闽人。嘉定中共有十六位宰执,其中闽人有三个,即郑昭先、曾从龙、任希夷,而鄞人亦不过三个,即史弥远、楼钥、宣缯。实际上,史弥远主张包容调和之政,嘉定更化之初,解伪学禁,“召还正人故老于外”,为朱熹等理学人士平反“群贤皆得自奋”,“犹置人才簿,书贤士大夫以待用”。
然而涉及济王不应当死,论者纷起,形势遂大变。真德秀、魏了翁和胡梦昱等朝臣不顾罢官流放,接二连三为济王鸣冤叫屈,胡梦昱还因此贬死。
史弥远拥立理宗,不立济王虽然有不妥,因为即使两个都为皇子,也总有一个先来后到的,但说到底这也并不违背大的原则,济王非太子,废何从谈起?此事更不伤国体,因为两个都非宁宗亲子,但都是赵氏血统。况且史弥远说:“皇上看皇子上挑不起这担子。而后来入嗣沂王府的皇侄贤惠,所以要培养他。”想一想也有道理,皇子赵竑至少有两方面致命的弱点:一是好女色。这对皇子来说也算是大忌,当年高宗考察孝宗就用送美女的办法,孝宗在老师史浩的帮助下顺理通过这项考试才得以继位。二则听不进别人的意见,赵竑对老师再三相劝不予理会,以致于真得秀为了自保而离开朝廷,皇子也到了众叛亲离的地步。看来这位皇子完全有可能是一位难以扶植起来的阿斗,在他的眼里一位曾与他朝夕相处、能真诚帮助他的老师都信不过。这不是一个素质问题吗?至于后来史弥远派人诛杀济王是过分了一些,但朝中争斗,这样的事并不罕见,何况有湖州之变促使。这时的济王可能就是动乱的策源地,如果济王与李全一旦联手,里应外合,完全有可能颠覆理宗的统治。史弥远以政治家的敏锐看到了这一点,又从国家稳定大局出发,果断诛杀济王,手段是残忍了一些,但不光是史弥远,恐怕另外换一个人也会这样做的,废立之谋,的确出于不得已,宫帏深秘,皇嗣贤否,国人固不得知,如果站在丞相治国这一个角度上去思考,还是应该给史弥远有一点谅解的。然而史弥远苦心不能为人谅解,事实上许多人站出来为济王叫屈并非为济王,而是打着违背伦理的旗帜想趁机挤掉史弥远罢了。
在处理济王问题上,理宗与史弥远沆瀣一气的,因为否定了史弥远,也就动摇了自己继统的合法性,所以终理宗之世没有为济王平反昭雪。理宗与史弥远既已结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史弥远也就获取了比宁宗朝更大的擅权资本。
[1][2][3][4]《宋史 郑清之传》
[5][6]《宋史 史弥远传》
(10)辅佐理宗九载
宝庆元年,史弥远已年过六旬,但身为丞相,仍欲图治,当时国势日趋艰危,需要朝野齐心协力,然而朝野为济王叫屈言论不绝,这不仅伤及史弥远的自身利益,而且必然导致人心涣散,政局不稳,在于国于己都不利,史弥远不得已而应战。
如何抑制言论?史弥远思忖再三,凡事都要找些人当初一,不幸的是江湖诗人陈起、刘克庄等人这次被选中了,史弥远决定拿他们开刀。
陈起,字宗之,号芸居,约生于孝宗淳熙年间(1174~1189),死于宝祐(1253—1258)中。他是著名的书商,在自家门前——临安(杭州)栅北大街睦亲坊开书肆,因为他在南宋宁宗赵扩时期参加乡试,考了第一,所以其书肆名为“陈解元书坊”。陈起是出名的孝子,他从小爱好读书,但老成持重,不愿像一般读书人那样角逐科场、谋求功名,于是开书铺,以维持生计,奉养母亲。时人杜子野有《赠陈宗之诗》说:“往年曾见赵天乐,数说君家书满床。成卷好诗人借看,盈壶名酒母先尝。”
陈起在哪儿一边刻书一边售书,人称“卖书陈秀才”,起初陈起的书铺规模较小,他一人兼编撰、刻印、售卖业务,集编辑、出版、发行于一坊一肆之中,后来规模逐渐扩大,拥有自己的刻工和印刷工匠,就凭自己的志趣和所长,或自己著述,或校勘、整理、注释、阐明前人的著作,或直接向当时的诗人索诗,类似于现在出版社编辑的组稿,将他们的诗文编汇成书,交刻工和印刷工匠刊刻,印刷出售。
书坊的经营一般是以营利为目的,而陈起的书铺并不完全是商业性经营,与读者不完全是功利性交往。他卖书的定价很低,卖书的形式多种多样:读者可以邮购,例如他曾多次给许棐寄书,许棐因有《陈宗之迭寄书籍小诗为谢》之诗:“君有新刊须寄我,我逢佳处必思君。”读者如果手中没有现钱,可以记账,等有钱时再还。陈起还经常把书放在车上,推着走街串巷,流动售书,送书上门。在他这里可以借书,陈起的书铺“案上书堆满,多应借得归。”对一些无力购书的贫士,陈起总是赠送书籍,贫士对陈起是:“君有新刊须寄我,我逢佳处必思君。”气度恢宏的书铺主人常常把好书借给人家看,对当时一些无力购书的贫士和购买力较低下的市民阶层的读书人,帮助不少。陈起的书铺似乎兼有一些图书馆的性质。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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