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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秋功罪 谁与评说 ——《史弥远历史真相研究》作者访谈录(8)

时间:2011-10-20 21:33来源:春秋 作者:史美珩 点击:
陛下不断自宸衷,徒眩惑于左右近习之言,转移于宫廷嫔御之见 这几个字,将它变成为国事大且急者,储贰为先。陛下失今不图,奸臣乘夜半,片纸或从中出,忠义之士,束手无策矣。并以此作为权威性的论据,证明宁宗早已

 

“陛下不断自宸衷,徒眩惑于左右近习之言,转移于宫廷嫔御之见”

 

这几个字,将它变成为“国事大且急者,储贰为先。陛下失今不图,奸臣乘夜半,片纸或从中出,忠义之士,束手无策矣。”并以此作为权威性的论据,证明宁宗早已将济王定为皇位的继承人。

问:如果不是您提醒,谁会去怀疑这些名人文章的正确性呢?

答:作为学术观点,对历史上某人某事见仁见智都是允许的;但是对历史资料,起码得给读者以原貌。这也是对古人与今人最起码的尊重。如果作随心所欲地阉割与篡改,借古人之名编自己的文章,还算什么历史呢?

问:教授,您看史弥远的历史真相还有哪些问题需要强调的?

答:史弥远是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独相”二十六年的宰相,他的历史真相与功过是非不是用简单的几句话或几篇文章就能讲清楚的。南宋王朝存在了一百五十多年,比素称强大的元朝多了五十年,根本原因在于南宋王朝的君臣,在执政理念上坚持了“以民为本”,把民生问题放在执政的首位。他们提倡“仁政”。诚如史弥远所言:“我国家圣圣相授,专以务仁义,结人心;兵与刑,非甚不得已不用。”(《公忠翊运定策元勋》碑)。应该说,史弥远在以民为本,发展生产,赈灾救急,严于责己,招谕安民以及文化建设(兼容并包,尊道隆儒崇佛),外交往来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该肯定的应予以肯定;但作为一个“独相”,社会上所有重大的事故他都有责任,该批判的也应予以批判。对任何历史人物都要一分为二,并指出其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关于对史弥远的评价,本人在《前言》里有一个概括性的表述,您可参考。

本人认为,史弥远任相之前,在开禧北伐失败,国家社稷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参与了诛杀韩侂胄与支持嘉定和议;在他任相的26年中,他协助宁宗,为“伪道学”彻底平反昭雪;迅速治好开禧北伐留下的战争创伤;用“御民以宽”、“取信于民”的指导思想,“罪止渠魁,毋及脅从”、“立功受奖”的方针妥善地处理江、淮、湘、赣等地的“匪盗为患”问题;在民生问题上,以“民为邦本”的治国思想,努力发展生产,健全宽恤制度,推行利民惠政,及时组织官民抗灾赈灾,拯民于水火;他领导全国军民,以“持久战”的战略思想为指导,与金国

进行了长达八年的“嘉定伐金”,打得金国几十万兵马“十不一存”,最后不得不单方面宣布“再不南伐”。在战争进行过程中,他坚决拒金求和,誓把战争进行到底,并收复河北、山东,“举七十城之全齐,归三百年之旧主”,使南宋版图达到巅峰;出现了中国战争史上堪称经典的枣阳城堡保卫战,一举消灭金兵三万余人的枣阳歼灭战,以及分进合击的淮东会战等巨大战役;出现过一批如赵方、扈再兴、孟宗政、赵范、赵葵、孟珙、史嵩之等抗金名将;出现过许多英勇献身甚至举家殉国的可歌可泣的英烈。

 

在理宗朝为相的九年时间里,他和垂帘听政的太后一起,平息了借济王湖州事变而掀起的政治风浪,稳定了政局,维护了社会安定;他具体地领导了平息淮东的李全之乱和江西、湖南、福建的“寇盗”之患;辅助理宗并使理宗逐步学会管理国家大政。在史弥远为相的26年间,他坚持按制度规定选任官吏,以相当大的力度进行吏治整顿和廉政建设。他赏信罚明,给英勇抗敌的将士和奉公勤政的良吏以重奖,给临阵脱逃的将帅和贪官污吏以重罚,扶正祛邪,旗帜鲜明。在文化建设方面,确立了以儒学为宗、以白鹿洞规为范的教育体制,确立了以“五山十刹”著称的类似行政管理式的佛教管理制度,开展对外文化交流等等。这些都是应该肯定的,是主流,是功。

但是他亦有“过”。作为一个宰相,尤其是“独相”,我认为他是一个传统的保守型而非开拓型的宰相。一是他没有解决赵宋王朝长期存在的“重文轻武”的积弊,这是大事;二是他把儒学推上独霸文坛的地位,扼杀了思维创新,以致于理宗在他去世后的淳祐元年(1241年),把主张“天命不可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王安石列为“万世罪人”;三是他推行文化专制政治,制造了“江湖诗案”;四是在用人上存在着封建官场谁都难以避免的宗派性和地缘性等通病;五是对李全这样一些忠义军领袖人物的本质认识模糊。这些都属于史弥远作为宰相的缺点与阴暗面,他伤害了一些人,给社会带来不良影响,但不是主流,总体上说功大过小。他不是奸相,而是一位治国能臣。

问:谢谢您对我讲了这么多历史。我看了您著作最后一篇讲到当年真德秀对史弥远的评价,他把史弥远比作姜公、周公、召公、伊尹、管仲、萧何、陈平、周勃、狄仁杰,感到真不可思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答:这问题我在“神化”与“魔化”那篇文章中已经讲清楚,当年真德秀确实是这么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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