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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最近，为河南洛阳偃师史家湾史氏族谱第六次编修做准备，查阅了所能见到的一些资料，其中包括偃师史家湾最早的族谱及二编至五编；真定史氏先贤的碑刻、传记、族谱和与其有关的文字；山西荫营诸族谱及其序言和其他相关文字；溧阳康熙年间史夔公为编谱写的文字资料；以及山西阳泉宗亲史英豪、史鹏华等写的文章。虽然所阅资料十分有限，但我先祖谱牒的编写演进过程逐渐清晰，从中可以看到历代先祖为编纂族谱而呕心沥血的殷殷之情。细查历代族谱，错舛之处再所难免。而最突出的问题是真定史氏与溧阳史氏的衔接问题。
二
元代以前,真定史氏或无谱,或有谱而失传,已无可考。元初,真定史氏有功于国,倍受恩荣,出将入相者数十人。为光宗耀祖,开始铭碑续谱,世代相续,直至本世纪初叶。虽然岁月蹉跎,亦有中断,但大体脉络清楚。在族谱编纂的发展演进中,康熙五十三年 （公元 1714年）以前的族谱,真定史氏自成体系,为“真定世家”,与溧阳史氏没有任何衔接。
1）《史氏庆源之碑》。此为真定史氏最早追溯祖先源渊的碑刻。元太宗十二年,即庚子年 （公元1240年）所立。立碑者为伦祖三世孙史秉直、史进道弟兄二个。时秉直公为“行北京路六部尚书”,进道公为“义州节度使行北京都元帅”。碑文由“北京路行尚书六部郎中”崔铉所攥。
所谓“庆源”者,碑中说：“苍穹保佑,朝廷恩泽,若非祖先素积阴功,何以致此也!”又说史氏“治军、治民俱能得其欢心鼓舞,讴歌溢誉,彰显史氏之庆。”所以这块碑的目的是追溯祖先功德,庆贺子孙荣光。
碑中追溯真定史氏源渊分三个时期：
1、“史姓得姓,源于史佚”。
2、“至唐,有太师者,始占籍为永清之兴隆里人,裔孙仕辽静江节度使,又为尚书左司。仕于金国以明经登第为县令,其子亦以荫补为县令、骑都尉武义将军。”
碑文中特别指出：“尚书（史秉直）家世胚胎皆此。”
3、尊伦公为“尚书公之祖”。碑中详列从伦祖到秉直公曾孙六世世系。
这方碑虽为石刻,实质是真定世系最早的“族谱”。其中尊真定远祖为“唐太师”,因年代久远,不知名讳,但“裔孙”当什么官,有什么才干、功业,都还说得明白。这与康熙56年以后至今的族谱,记载溧阳二十二世孙史拱,唐朝时居河北真定,为真定世家始祖的说法,显然是矛盾的。
问题是：庆源碑距唐仅四五百年。而康熙56年距唐已千余年。按照常理,庆源碑的可信度应在后者之上。更何况碑文撰写者崔铉是饱学之士。当时立石者秉直是六部尚书,崔铉是尚书手下的郎中。领导让部下为祖宗写的碑文,还把领导的祖宗弄错,这个概率有多大呢?
2）《史氏庆源之碑》毕竟是碑。真定史氏世家第一个族谱编纂在庆源碑六十年之后的元大德已亥十一月,即公元1299年。这部族谱由伦祖六世孙、史天倪的孙子史熺编修,并请曹倪作序。这部族谱是庆源碑的“续编”。除重新尊伦祖为真定始祖外,尤其强调其远祖为“唐太师”：
“侯（史熺）且曰：有唐位至太师者,失其讳也,世相传实吾之远祖。其后,又有讳善利仕辽为静江军节度使者,讳渊仕金为永兴县令者,然或再传,或三四传而复不可详。”
这段话告诉我们三层意思：1、尊“唐太师”为始祖是史熺亲口告诉他,并且是真定史氏一代一代相传下来的。2、比庆源碑说的更清楚,“唐太师”做官的子孙,一个叫“善利”,一个叫“渊”。后者当的是“永兴”县令。3、唐太师至伦公相隔大概四——六代。
这篇序言还指出：“史姓系出周史佚之后”。并指出,西汉有将军史丹,东汉有彭城相史弼,皆为真定史氏的先祖。这与康熙五十三年后的族谱,尊西汉史恭为远祖、东汉史崇为始祖而从不提及史丹与史弼是不相符的。
3）真定史氏的第二次修谱是《获鹿史氏新续世家家谱》。此谱修于明朝天顺二年,即公元 1458年,为伦祖十代孙史昭所修,此谱从伦后八代序至史昭十世之后。史昭在序中说,当时庆源碑和碑文“俱无所存”,天泽公的丞相遗爱碑只能在家谱中看到碑文,“其碑亦废毁无存”。他有一种紧迫感,“恐后之人紊其宗派,再自八代以续之。”此谱同前一样,不涉及溧阳史氏。
4）史秉直、史进道、史天安、史天泽诸先贤神道碑,天泽公的丞相遗爱碑,在追叙先祖时,均无涉及溧阳史氏。
5）《大清康熙三十八年族谱序》。此谱修于公元1699年,是山西平定州三贤都天泽裔首修家谱。序文为史养文所写。此谱系真定家谱续编,仍尊讳伦为始祖。
从元初至此五百年间,真定史氏在修谱,立碑,树铭,记事等有关先祖的论述中,均无与溧阳史氏相衔接的文字资料。
三
真定史氏族谱与溧阳史氏族谱相衔接出现于康熙五十三年、即公元1714年之后。此后真定史氏族谱发生三个变化：1、始祖讳伦变为始祖讳崇。2、远祖“有唐位至太师者”变为溧阳二十二世史拱公。此前,真定史氏的族谱,碑碣追念远祖皆为“唐太师”,言之凿凿。此后 “唐太师”销声匿迹。3、真定史氏从此有了“溧阳世家”的称号。
这种改变祖宗的历史记忆是非同寻常的。而且非常突兀,好像一夜之间发生的一次“政变”,没有任何的渐变过程。三百年后的今天,我们作为真定史氏的后人,来观察研究家族历史上族谱编纂的这次“巨变”,感到非常惊愕和匪夷所思。
发生这种变化的肇因是溧阳史氏史夔公组织编纂史姓大同谱。史夔,字胄司,号耕岩,江苏溧阳人。康熙 54年詹事府詹事。詹事府是太子东宫的办事机构,詹事是其一把手。是年,夔公发布《重修溧阳候各郡县乡村史氏宗派序》 。文中说：“吾兹措资建修大全宗谱,标立吾祖。 ”为此,他“特派本族数人而往异地,不论城、镇、村,凡吾京兆郡人,勿论贫富贵贱,俱可踵门查序,以便刻籍。”“总谱籍底命不肖子贻直往涉各省查序。”夔公这篇短短的序文,其性质是布告和介绍信,却告诉我们几方面的信息：1、他是溧阳候五十五世孙,官职是“赐翰林院侍读学士,钦升詹事府大堂。”2、他组织资金的目的是编纂“大全宗谱”。3、他派了几个调查组分赴各地,并且让他的儿子史贻直亲带一组,作史姓调查。4、史贻直外出调查时,带着“总谱籍底”。这信息十分重要。
夔公这次调查和族谱的编纂,在真定史氏族谱编纂史上是历史性转折,影响至巨。以后的族谱编纂,基本上遵循的都是溧阳世系。我们从康熙年间山西平定州史氏族谱的编纂演变,可以明显地感知夔公对以后修谱的影响。
如前所述,山西平定州荫营真定史氏—脉,在康熙三十八年,即公元1699年编纂一部族谱,由伦祖二十世孙史养文组织编篡并作序。序中云：“我始祖讳伦者,家居北京顺天府永清县。”这里尊伦为“始祖”而非溧阳侯。一句话,这部族谱续写的是真定世家,而非“溧阳世家”。然而 18年之后,到了康熙56年,即 1717年,这部家谱重新编写,面目大变,成为溧阳世家。这次新修的平定州族谱,认定“史氏之初, 夲于恭祖,至崇公而封于溧阳侯,至拱公而迁于顺天。”谱中有四篇序文,其中三篇都提及“有溧阳同宗者,讳贻直,承胄司先生之命,欲集天下史氏全谱。来索谱云章、懋修,而云章、懋修因得溧阳全谱,而益广其修之志。”四篇序中,一篇为养文公所写。他在序中说,他先后两次编纂族谱：第一次,“余于康熙巳卯岁撰修家谱,起至燕京伦祖,叙到二十二世,以为渊源有自也。”第二次,即 （康熙56年）修谱,在史贻直影响下,把谱续写为溧阳世家。养文公,字云章,是平定郡庠生,有文化,且十分有心和细心。他把史贻直到平定联谱的日子和细节都写得十分清楚。“甲午季冬,除夕前一日,由江南江宁府溧阳县来者,讳贻直,字云如。”“登我族谱万民客舍,议集家谱。款待数日,赠其路费,贻直袖稿而去,遗一册与其家。”“至是大惬于心,因细阅其稿,而攒续之。”可见,贻直公是在平定过的春节,他们相互交换家谱。而养文公在贻直公的谱底基础上重新编续了家谱。据考,贻直公,生于1682年 ,康熙三十九年进士。在平定过春节那年他32岁,其父夔公编“大全家谱”未竟驾鹤西去,其时他正丁父忧赋闲,克其父未竟之业而赴真定、平定考察,古人修谱的惓惓之心。至为感人。
正是夔公,贻直公父子的这次续谱行动,使真定世家变为了溧阳世家。
四
对于康熙五十六年真定史氏的谱系巨变,亦有“不同政见者”发出不同的声音。虽然不是主流,但他们是清醒有识见的人,不人云亦云,不随波追流。他们仍然高举真定世家的大旗,呐喊呼吁,唤醒族人,其诚可感。
此种文字,我们查到最早的是《史氏义广坟序》,时间是乾隆35年,即公元 1770年,作者是史养文公的族侄史汝佐公。此文为建立宗族坟地而作。文中称：“远祖徙居永清,伦公传历数世。”他自称伦公“二十一世孙”。可见,他和他的族伯史养文的意见大相径庭。文中毫不理会溧阳史氏一脉。
近来,山西阳泉宗亲史英豪先生、史鹏华先生、河南平顶山史文召先生,皆著文反对真定史氏为溧阳世家。除文昭先生的文章我尚未看到外,英豪先生、鹏华先生的文章我都认真拜读。他们对真定史氏变为溧阳世家提出的种种疑问和驳议,都颇有史识而持有卓见。
五
我们河南洛阳偃师史家湾的族谱,最早的版本为乾隆甲辰十月,即公元1784年。其序为耿丹公所写。序文不长,兹録如下：
史氏族谱序
人生本乎祖,而祖犹有所自出也。但世远年湮,茫然莫辨者,往往而有。佘史氏自东汉以来,世传家谱。岂非代有孝子慈孙随时修补者乎?至明末失于兵燹,欲知先世之所自,而考据无由。五十一世族祖长山公,司铎杞县,方得朴蓭族祖所藏之谱。 但族大支繁,读书尊祖者,録写成牒,尚历历可考。而务农安业者,多懵然莫识其夲源也。先叔父欲篆修史氏全谱,有志未逮。甲辰夏与堂弟兆韩谈及此事,浩然长叹。谓抄夲虽无可据,而族人克知者盖寡,诚不若付之梨枣者,皆可灼见而不疑抑,且历久不废也。爰谋诸族人,公羲纂修史氏全谱。而族人亦与余有同心焉。用是各任职事,遍访远近,其名字失传者别寻古迹以核之。而远出他访者,详查世系以考之。庶乎人广则支脉不紊,时远则亲疏可辨。虽务农安业之人,一睹兹谱,皆可了如指掌也。凡吾族人，各宜世世藏之。以勿忘乎尊祖敬宗之意也。则幸甚。
乾隆甲辰秋九月五十五世孙
耿丹谨识
谱载,长山公是康熙四十一年举人,生卒年不详。该族谱是从杞县抄回来的。抄夲所据之谱,何年何人所修?已不可考。但是,该谱按溧阳世系所修,无疑在康熙五十三年之后。
也有人认为,长山公中举在康熙四十一年,他比耿丹早四世,而耿丹写序时为乾隆甲辰年,即1784年。按四世一百年计,他的抄夲在1684年。所以,杞县原谱应在史贻直赴真定合谱之前就已存在。由此推论,真定史氏、史家湾史氏为溧阳世家无疑。
这个说法是不确切的。原因有二：康熙五十三年后,真定史氏归于溧阳世家所编纂的族谱,对于远祖史恭、始祖史崇的世系描述完全一样。如出一辙,各地续谱时都照抄过来,所以是同一个版本样式,长山公所抄的内容和其完全一样,一字不差。如果长山公所抄之本早于康熙五十三年之前,这些描述不可能在语言表达上如此相同。所以,所抄之夲为康熙五十三年以后所修是不会错的。其次,把长山公的年令按四世一百年往前推也是不科学的。同一个时代几世并存的现象比比皆是,如史家湾现在就有五十九世、六十世、六十一世、六十二世,四世并存的现象,即谓“四世同堂”。长山公康熙四十一年中举,当是盛年。长山公司铎杞县,当是中举之后。此时才有资格当教育局长。十五年后真定史氏纂谱已按溧阳世系,所修之族谱已刻籍发行,传播各地。长山公所抄杞县璞蓭公所藏之谱当是此时流传的新修之谱。此时,长山公的思想和行为都已成熟,产生抄谱，续谱之举是合乎情理的。
六
康熙五十三年之后,真定史氏成为溧阳世家,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疑问。
1、 如果溧阳侯二十二世孙史拱,在唐朝武则天时迁居真定,成为真定史氏一世祖,那么,距其年代最近的元初子孙为什么对他没有任何历史记忆?反而把另外一个不相干的“唐太师”作为白己的远祖一再申明和强调?
2、 如果史恭,史崇为真定远祖,为什么元初的子孙在西汉、东汉的远祖认定中另有其人?而元初那些纂谱、写碑的都是熟读经史的饱学之士。
3、史夔公修大全家谱,为什么让儿子跑到真定?是听说真定史氏为名门望族,有意收归溧阳以壮门庭?还是手中有据,根据溧阳一支迁居真定而到真定寻脉续祖的?总而言之,史贻直到真定,肯定不是盲目的胡乱跑,应该有充分的案头准备和情况分析。这是我们不能轻易否认真定史氏为溧阳世家的原因之一。
4、夔公让贻直赴真定,带的有“总谱籍底”。养文公也说从贻直公那里,他看到了“溧阳全谱”。那么,这个谱是什么样子?上面如何记载真定史氏?这个谱上有史拱的名讳吗?有,是如何描述的?
5、元初族谱载唐朝有位史姓太师迁居永清,而康熙五十三年后族谱改写为唐代国子监祭酒史拱公迁居真定。都是唐朝,都有官衔,都迁往一个方向（注意：不是一个地方！）何其相似乃尔。这有没有某种内在联系呢?
6、乾隆五十六年族谱把溧阳二十二世拱公直接和真定伦祖对接,根据是什么?时间悬殊很长,中间隔了几代尚不可知,怎么能断定伦就是拱的后裔呢?
7、既然有这么多疑问,那么,作为史氏后人,我们对祖先的认定,是相信一千年前的历史记载呢?还是相信三百年前的历史记载呢?
还有许多疑问,都是历史难题。这些问题的回答,有待于新的历史材料的挖掘。可以肯定,有些历史之谜,恐怕永远也找不到历史答案了。但是,有一个关键材料对于弄清真定史氏和溧阳史氏的关系至为重要,那就是元代和明代以前的溧阳族谱。这部族谱若能找到,可能成为解开我们心头圪垯的一把钥匙。
天下史姓是一家,出于同一祖先。不论溧阳、真定,皆是同根同脉。只是在世系分支上出现了问题。我们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和对待。以上的考察分析还很粗疏,有些想法也不见得正确,希望得到方家的批评和指正。
史氏后裔史京品
二零一三年三月十日写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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