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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5月，石家庄市北郊太保元墓群M4出土了史杠墓志①。这是河北经考古发掘出土的第一方元代志石②。志文虽只短短的527字，但志主具有丞相公子的身份，且本人官至正二品的湖广行省右丞，更为元代画家，故而此志的发现，甚为难的。现就该志史料价值，略作分析。 一 史杠的在世时间 志主无传，或在两元史《史天泽传》、《礼乐志》中偶见其名，或散见于元人文集等，但均不著其生卒年月，故此前无法确知史杠的在世时间。《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据《神州大观》一书记史杠“至正十二年尝作午瑞图”③。至正十二年，即1352年，为杠父史天泽（1202~1275年）死后77年。如史杠此时还在作画，则其一生需享寿百岁以上方可。志文载明杠卒于“延佑二年九月十五日”，时年七十九岁，可推出他的在世时间为1237~1315年，从而为研究其政治、艺术活动界定了准确的时限。《午瑞图》的创作时间即成问题：或者所记有误，或者原为托名史杠的赝品。 二《宋元学案补遗·史松》补正 黄宗義《宋元学案补遗》（简称《学案》）卷二《敬斋门人·史先生松》云：“史松字柔明，号桥斋道人，官至行省左丞（《图绘宝鉴》）。梓材案：姚牧庵所作忠武神道碑，先生为忠武第四子。归至真定，上遣与太医驰往谕视云。”④查《图绘宝鉴》，“松”字原为“杠”字，“桥”字原为“橘”字⑤。见于《史天泽传》等，天泽第四子均记为史杠。今以志文“公讳杠，字柔明，姓史氏，…………太尉第四子也”证之，可判定“史松”为史杠之误，“桥”字亦应为“橘”⑥。《忠武神道碑》乃王磐所撰⑦，清人王梓材的案语将之归属姚燧,亦错。 《学案》所据的《图绘宝鉴》并未提及史杠的师从。梨洲将之列入龙山三老之一的李冶门下，以至影响至今⑧。由志文“蚤从太保刘文贞公学，文贞公爱之，恒俾随侍”来看，史杠入仕前曾较长时期地从师于太保刘秉忠。此虽不足于排除史杠曾从学于李，但从学术师承来看，今据志文，至少也应将他列入秉忠门下。刘、李虽均是元初的杰出学者，但却选择了不同的道路。李迭受举荐、征召，最终还是坚持了著书、教学的隐居式生活。刘则始终是忽必烈身边最为忠忱的政治顾问。史杠显然是选择了刘的道路，见于志文，甚至可以说他是直接经刘的茬举入仕。除家庭因素之外，志文披露，史杠受刘秉忠的影响是很深刻的。 三 志文与《元史·礼乐·制朝仪始末》互补志云：“至元八年奏公习典故。起朝仪，授中顺大夫引进使知侍仪事”，这是史杠入仕之初首任的职事。据《元史*百官一》，引进使知侍仪事是位在礼部侍郎兼侍仪事之后的侍仪司四主官之一，秩正四品。关于侍仪司的设置，同书《礼乐—·制朝仪始末》记载较详，现将相关部分迻录如下：“至元六年春正月甲寅，太保刘秉忠，大司农孛罗奉旨，令赵秉温、史杠访前代知礼仪者肆习朝仪。即而秉忠奏曰：“二人习之，虽知之，莫能行也。”得旨，许用十人。遂征儒生周铎、刘允中、尚文、岳忱、关思义、侯祐贤、肖琬、徐汝嘉，从亡金故老乌古伦居贞、完颜复昭、完颜从愈、葛从亮、于伯仪及国子祭酒许衡、太常卿徐世隆，稽诸古典，参以时宜，沿情定制而肆习之。“此即蒙古国统治者开始制定宫廷仪制的情况。”八年春二月，立侍仪司。以忽都于思、也先乃为左右侍仪，奉御赵秉温为礼部侍郎兼侍仪司事，周铎、刘允中为左右侍仪使，尚文、岳忱为左右直侍仪事，关思义、侯祐贤为左右侍仪副使，肖琬、徐汝嘉为佥左右侍仪事，乌古伦居贞为承奉班都知，完颜复昭为引进副使，葛从亮为侍仪署令，于伯仪为尚衣局大使。“此为朝仪定型后，正式设置机构及任命的首届官员。《元史》记载：“朝仪即起，规模严广，而人知九重大君之尊”⑨，从这个角度看，“起朝仪”标志着蒙古国向封建化过渡的完成。此年十一月，建国号大元。以史补志，可知史杠三十四岁以四品朝官起家，并非单纯靠门第和老师的私爱，而是经过了专门的培养，掌握了朝典的缘故。以志补史，则显见史文在“奉御赵秉温为礼部侍郎兼侍仪司事”后，遗漏了“史杠为引进使知侍仪事”，以致全套原班人员，有引进副使而独缺引进使。见于志文，恰巧可以弥补《制朝仪始末》之阙。 四 一位阅历丰富、处境优裕的画家在艺术方面，《图绘宝鉴》记史杠“读书余暇，弄笔作人物、山水、花竹、翎毛咸精到。”是元代画坛的多面手。见于元人文集，似乎他在山水方面更胜一筹。例如，王恽的《史公总帅子明命题其弟柔明所写（平江捕鱼图）》：“叠嶂际清江，枫林辉映，潮落波平镜光静。六朝废兴，都付渔郎烟艇。荨鲈香正美，秋风冷。笳鼓归来，风云增胜，梦里无烦想幽景。风流公子，写出五湖高兴。画中还领取，江山影。”⑩即跃然可见其画艺的精妙。《蒙兀儿史记》还提到史杠“工篆书”（11）。对于这位风神、才艺双美得画家，除上述零散的简记之外，其他情况所知不多。志文所提供的世系、从学、仕历以及死葬时、地等材料，不仅可补史杠无传的缺憾，也使人更深一层地认识到他所以成为一名画家，除优越的家庭，良好的素养以及自身的天赋与勤奋外，也同他阅历丰富、处境优裕相关。按志文，他在任职宫廷的七年里，自1273年后还兼任秘书监少监四年。秘书监除掌管历代图籍、阴阳禁书外，还专职鉴定秘府收藏的历代书画。这不啻为他打开了艺术宝库的大门，使他得以广泛地涉猎历代名作，观摩汲取众家之长，为日后的艺术实践厚积了丰富的营养。四十岁后，他开始外放，先后两任提刑按察使、两任路总管、一任宣慰使、两任行省左右丞。 由志文所述史杠的擢、转、迁升中，亦能觉察出朝廷对这位汉人世勋子弟的眷遇不替。如在侍仪司，依制这个部门的最高官阶为正四品，至元十三年他却被破格晋升从三品。至元二十八年，其兄史格在湖广平章政事任了湖广行省左丞。再由志文看，他一生最后十年并未致仕，却能随心所愿地跨省定居于荆南（即今江陵）（12），摆脱了政务羁绊，怡然林下过着优裕的生活。 有关他的艺术，元人郭君彦在《题史橘斋山水手卷》中作了这样的描绘：“神仙中人丞相子，五色玉立瑶池芝。谢傅风流歌舞处，羊公慷慨登临时。兴来酒洒云烟遶，身后名随日月迟，安得飚车从上下，蓬莱指点看参差。”（13）从此约略可知其人品、艺品。 五 后太保元墓群定性的重要佐证 史杠的葬地向无记载，其父史天泽的埋葬地点亦存在着歧说。清《永清县志》、《顺天府志》、《乾隆几辅通志》、《一统志》、《日下旧闻》等记史天泽葬于永清县西二十里之焦垡村祖茔。《大明一统志》、《光绪几辅通志》等则记天泽墓在真定城西、获鹿县东之后太保村。由于后太保史氏墓地久无遗迹，而永清史氏祖茔至今仍存天泽之父史秉直、叔史进道神道碑，加之《乾隆永清县志》出自著名学者章学诚之手，故史天泽墓在永清的说法，清末以来虽受到批驳，但仍未能消除它的影响。 1993年后太保村北划入新修石太高速公路界内，随之进行的考古勘探发现了九座元代大中型墓葬。1994年春夏之交发掘的八座，七座被盗，除M4外，均已不见记名、记年的遗物。同以往发现的元墓相比较，此处规格最高的元代墓群墓主人是谁？其中是否有史天泽墓？M4所出志石，不仅使其本身的时代、墓主得以确定，志文所言杠子“焘等自荆南护公之柩而归，卜以三年二月甲申葬真定之真定县太保庄太尉兆次”，即明载史杠葬在其父史天泽墓地，证实这一墓地确应存在着史天泽墓。与此相隔不久，笔者又在西距太保不远的岳村史氏后裔处获见秘藏至今的史氏残谱，其中所见史天泽墓地地点正与志石所载相符。据此，可确定八墓中的M1即为史天泽墓（15）。 应予说明的是，史天泽墓地地点原本并不存在永清之说。以传世元代文献来看，王磐《史天泽神道碑》言天泽葬于“府城西原”（16）。永清和真定两城，只有真定才能称府，因而实已指明天泽墓在今正定城西。其后姚燧撰天泽长子《史格神道碑》，更加明言格葬于“真定之真定县太保庄太尉兆”，碑文的铭词结尾还特地将墓群与相邻的滹沱河相系：“与滹河流，相永无期”（17）。详察证据不只这两条。 六 关于郭士文限于“谨略叙公始终官阀”，志文在写作上平铺直叙，言质文简，全篇无虚美。志文最后署名“郭士文谨记”，即无结衔，亦未表明撰者与墓主人关系。按元王沂《故应奉翰林文字从仕郎致仕郭君墓碣》（18）所记，郭士文，真定人，出身下层士庶，其父郭右曾为农政院小吏。他本人历任山西忻州文学掾，真定路文学，大都路学教授，陕州安远县主簿。改调太常寺礼仪院太祝，不就，后以应奉翰林，从仕郎致仕（从七品）。元统三年三月卒，享年七十有四。据此，推算出他于1262~1335年在世，延右三年（1316年）撰写史杠墓志时已五十四岁。由另一传世的郭撰《真定新建府署记碑》碑文得知，立于泰定二年（1325年）的该碑，郭名列衔“承事郎太常礼仪院太祝”（19），结合前述郭的仕历，可推知撰写史杠墓志时的身份大约当为真定文学。这个路学的教职，尚在教授之下。如此，郭即不是位居庙堂的高官，也非史氏的部属、亲故。位卑而能为享有画家声誉的行省长官作志，这与当时追逐名家撰写碑志的风习截然不同，可想这位在野儒士其时的文名。
①（15）《后太保元代史氏家族墓群发掘简报》，《文物》1996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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