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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贵州四名史氏男性DNA检测结果与祖源的关系

时间:2013-05-10 13:29来源:春秋 作者:史洪桥 点击:
论贵州四名史氏男性DNA检测结果与祖源的关系
编者按:史洪桥先生根据贵州部分史氏宗亲在上海复旦大学DNA血缘检验结果,对照几年前修撰的《贵州史氏族谱》进行了认真的分析和反思,结合各支祖宗源流研究考证撰写本文,提出了明确的很有见地的论点和具有说服力的论据。对当前我们全国史氏追根溯源,清源正本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和效仿作用。
洪桥先生是史氏族谱研究的一位资深学者,他2005年以认真严谨的态度撰写的《对溧阳侯世系1至30世存在问题的思考 》让我们领略到了洪桥先生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深厚功底。对我们史氏家族几年来研究历史和修撰族谱起到了非常积极的引导作用。从本篇论文又让我们感受到了洪桥先生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相结合研究家族历史依然是英雄不减当年。也让我们感受看到了一个真正历史学者首先具备的重要条件:在祖宗面前、史实面虔诚的敬畏之心。



论贵州四名史氏男性DNA检测结果与祖源的关系
 
贵州  史洪桥
 




贵州贵定、毕节、纳雍各支均有上千人,据清代嘉庆间所修的《甲戌谱》载:安顺、毕节、黔西同祖;按《八四谱》纳雍也是同祖,并且各分支谱记载均为明初凤阳迁贵定的史鉴后裔。史鉴为溧阳侯之后迁入四明的史氏后人。
然而贵定(盘江)、清镇(卫城)、纳雍、织金4名史氏男性DNA单倍群检测的结果并不支持以上结论。是《甲戌谱》及后来所修之谱记载有误,还是DNA检测结果存在问题?今作如下分析。
  1.  DNA检测是现代分子生物学研究取得的一项重大成果,己经
广泛运用于遗传研究、亲子鉴定等领域,准确度是比较高的,贵州四名史氏男性如果确实是相应支系的代表,则DNA检测结果就可证明《甲戌谱》及后来的记载存在问题
DNA又称为脱氧核糖核酸,主要存在于细胞核里,与存在于细胞质里的核糖核酸(简称RNA)一起组成核酸,是遗传物质。DNA的特点是:相对稳定,能够自我复制,前后代保持一定的连续性,能产生可遗传的变异。遗传变异有三种类型:基因重组、基因突变、染色体变异。基因突变就是DNA在复制过程中发生“差错”,使碱基的排列顺序发生局部改变,从而改变遗传信息。
人类含有23对染色体,大约由30亿个碱基对组成,其中1对染
色体决定性别(男XY,女XX)。可见Y染色体只能在男性中遗传,父传子,子传孙,世代遗传决定血缘关系。Y染色体中单核苷酸多肽
(简称SNP)是指一个碱基发生突变的结果,突变率为3千万分之一,
这些突变构成的组合叫做单倍群,称为遗传标记。单倍群是指细胞中
只含有正常体细胞(zn)的一半染色体数(n)的个体。
1.1 DNA检测结果从另一个角度证实了安顺市(旧州史氏)、清镇市(卫城史氏)、纳雍县(乐治史氏)、织金县史氏各分支谱原认定为贵定史鉴后人的依据并不充分
1.1.1 按《甲戌谱》记载,安顺支始祖锟(安顺记载为“春保”)与毕节支始祖铉为亲兄弟,均为明代中叶四川总戎(后加封武德大夫)史天衢之子,为江南溧阳侯后裔。可是在安顺支系中没有见到相关的记述对毕节和黔西的记载进行佐证。
《甲戌谱》记载:史锟,明庠士,从重庆朝天门迁安顺,娶王氏生二子,长子朝贵,次子朝选。朝贵赐进士,授重庆府,娶重庆苏家湾苏氏,后辞职归安顺,生芳郁留安顺、芳升与母苏氏迁毕节黄泥店(今小坝镇黄泥村)、芳珩留安顺;朝选由重庆朝天门迁四川内江,其子文秀慕陶朱公(指春秋时范蠡)为人,弃故土,携重物(贵重之物
品)置业贵州黔西、复迁毕节层台,娶王氏生四子……
据安顺支史恩泽介绍:始迁祖史春保,源于江西吉安府泰和县柳树巷猪市街。史春保碑载:奉明主令,调征黔南,黔南平定后,屯田戌守安顺东南旧州吕官小桥上,后因管理便利迁居小屯,生一子德禄,德禄生邦文、邦武、邦齐。该记载的人名和口传祖源与毕节之记载并不相符。只是2006年与安顺支同源的迁到毕节黄泥店支系的史芳升后人史洪亮到安顺寻根,比较“春保”和“锟”所处年代相同,认为是迁出以后因故将名字改了,应该是同一人。2007年贵州修谱时,编委会觉得有一定道理,就采用了史洪亮的意见将“春保”认定为“锟”,将“德禄”认定为“朝贵”,将“邦文”、“邦武”、“邦齐”认定为“芳郁”、“芳升”、“芳珩”。遗憾的是该支2012年12月没有人到复旦作DNA 检测,所以,以前认定为同祖的判断还有待两个支系后人的DNA检测结果进一步证实。
但有一点线索是比较有价值的,即1996年安顺为始迁祖“春保”所立的碑序中记载:“祖源豫,征南入黔。”此记述中的“豫”是河南的简称,碑记说明安顺支祖上迁自河南而非口传的江西。另外,浙江师范大学教授史美珩所撰《中华姓氏谱 .史》“内黄史氏”一节中载:“史垂教为河南内黄人。”史垂教是毕节始迁祖史铉的五世孙,毕节记载史铉与史锟是兄弟。如果“春保”就是“锟”,则锟与铉之上世有可能迁自河南?而不是《甲戌谱》所载的江南和安顺支口传的江西。
2012年12月2日,现居清镇但家谱记为毕节史氏后人的史E到复旦大学作DNA检测的结果:Y染色体单倍群为C3,与河南平顶山史氏和山东成武史氏检测结果最近。以此看,由河南迁来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只是史E不是毕节支系本地人,祖上多次迁徙存在一些疑问:一是检测标本单一,毕节支系原住地没有人去检测,缺乏比较;二是史E的上世年龄代差比较大。其八世祖生于1726年,1800年卒于德沟,七世祖从五十亩迁德沟,五世祖从德沟迁黔西,祖父生于1911年,从黔西迁清镇卫城,父亲生于1949年,史E本人生于1981年。七世祖到四世祖均无生卒记录,八世祖至祖父5代相距185年,平均37年一代;祖父至史E是35年一代,这是比较特殊的代差,与一般27年左右一代的情况不符。其八世祖之弟的后裔至今己传11代,本支却只有8代(包括史E的下一代),这是明显的疑问,也就是说史E的祖辈在迁徙过程中未知是否发生过变故?其是毕节支后人的结论需要居住在毕节的史氏后人的检测结果予以对比才能确认。
至于安顺支列为贵定史鉴之后,则是基于其与毕节、黔西支系祖上分徙时为兄弟之故。
1.1.2  《甲戌谱》认定毕节黔西是贵定史鉴的后人,依据也不是很充分
首先,《甲戌谱》认定毕节是贵定史鉴后裔的唯一记载就是1814
年史圣笔(字载笔,号先之)所写的一篇序文,文中提到毕节支系老谱清朝康熙末年被史毓贤的大女婿邹国良隐匿后,族人对于始迁祖的来源“有言自‘鉴’公始,有言‘韬’最”,但这个“有言”都是听人说,也就是口传,并没有找到文字谱和碑谱作为佐证;其次,黔西谱1644年因兵火失传。黔西史宣斌等人1814年到江南(当时没载明江南何地,疑是江苏溧阳或浙江绍兴?)和贵定寻根后写的一篇序文中提到“迄今贵定相传为黔西之祖者,亦略有据也。而黔西之为裔者,此又不可不知也。然先祖之乃祖、乃父竟无可察,或自先祖、或自先世、或由贵定、或由溧阳而入黔西之籍者,均未可知。谱载史无二姓……则今日黔西、毕节以及各处,派虽莫考,当知一脉以流传。”这一论断,明显有臆想的成份,认为“史无二姓……派虽莫考,当知一脉以流传”,只要姓史,都应同源是站不住脚的。殊不知,“史”姓的来源是较多的(详《史华姓氏谱.史》);再就是贵定的老谱上没有关于毕节、黔西二支始迁祖的记载,难以佐证毕节和黔西之说。
1.1.3  纳雍支系与毕节、黔西支系同祖源的记载也存有疑问
一是《甲戌谱》迄《八四谱》间的史料均没有关于纳雍始祖史题
与毕节、黔西二支亲缘关系的记载。如果纳雍史题与毕节和黔西确实是亲支,毕节或黔西的老谱上应有所反映,可是除《八四谱》外的1984年以前的老谱上都没有看到相关记载;二是纳雍史F之父1973年抄录的一些史料虽与毕节的一些记载相近,但也没肯定史题就是毕节支史垂教的兄弟;三是1984年纳雍史良益写的《支谱序》中谈到“三代祖清谱,四代祖续谱”才序列了与毕节、黔西一致的字辈,但也没说史题与史垂教是兄弟。只是《八四谱》将史题和史垂教记录为兄弟,但记述并不可靠,理由详见笔者所撰《纳雍史题与毕节史垂教兄弟关系辩析》。
1.2 认定贵定始迁祖史鉴为四明支后裔的根据亦欠缺
贵定老谱记载:“史鉴,明初自凤阳从龙,建议兴师,官至昭勇将军,后以功封贵州新添卫,世袭都指挥使”。说明史鉴祖籍是今安徽凤阳,至于凤阳之前是什么地方并没有讲。只有毕节、黔西所修的《甲戌谱》和贵定1946年谱记载属于四明支:一是1814年修谱之前黔西的宣桂、宣任、宣斌及毕节的圣笔诸公到江南查寻,从《江南谱》得知史鉴是江南溧阳侯的后裔?但笔者迄今未查到江南一带的谱牒关于此结论的记述,也许是笔者孤陋寡闻;二是当时修谱者见到了清代在湖南永州(今零陵县)任司马(州府同知之官,掌管军事,相当于今的军分区司令员)的浙江绍兴人史在鑛(又名史璞庵)康熙年间所修之谱,并把四明支系后人史在鑛所记录的四明史家的有关情况抄了下来。毕节、黔西老谱中各有1篇康熙年间关于会稽(今绍兴)史家的序文、贵定谱中有2篇关于史在鑛修撰《会稽谱》的序文便是最好的证明。由于前人有了记载,后世修谱者进一步予以坐实,便形成了今谱的蓝本。以至于人们得出一个结论:既然毕节、黔西、贵定史氏迁自会稽,会稽史氏又是四明史氏后裔,贵定、毕节、黔西史氏就应迁自四明。
2、对上海复旦大学李辉教授检测的贵州四名史氏男性DNA结果的看法
2012年12月,为了证实贵定、毕节、纳雍等支系史氏与四明史氏的亲缘关系,贵州分别从贵定盘江、贵阳清镇、毕节纳雍、织金几支中推选了5名史氏男性到上海复旦大学作DNA检测(其中1人因故未抽到血样,实际只抽了4人)。对于贵州4名史氏男性DNA检测的结果,笔者认为是科学的、客观的、真实的。遗憾的是:贵定盘江和清镇卫城的2名史氏都离开了原住地7代以上的,代表性不强。
史F是纳雍人,自该支始迁祖史题至史F共十代,世系清楚,其
DNA单倍群检测结果为:O3a2b(SNP为M7+)。结论为“楚人”,正好证明其祖上起源于江西临江之说。“楚人”即楚国人,春秋战国时期在我国历史上延续了550年,楚国即是这一时期的霸主之一,其辖境主要是湖北,同时包括湖南北部、河南南部、江西、安徽、浙江一部份。临江在今江西省中部,属今樟树市的一个镇,春秋战国时期属楚国辖境,与纳雍支系题祖夫人碑记为江西临江府人的记载相吻合,所以“楚人”这一结果大致可以代表纳雍支系。
史H是织金人,据其家谱记载是纳雍史氏后裔。因为其六世祖与史F的六世祖是同胞兄弟,七世祖是同一人,所以认为与史F同祖。其六世祖1776年生于纳雍乐治,五世祖亦生于乐治(生年不详),四世祖葬织金,三世祖1897年生。史H的六世祖至祖父3代相隔121年,平均40.33年一代,与一般规律不符。史H的DNA单倍群检测结果为:O3a1c(SNP为002611+),为伏羲后人,与史F同祖在夏朝以前,而不是近代,即史H的祖上迁自纳雍存疑。
史K是黔南贵定沿山高小寨分支迁入盘江的,自认是贵定史鉴的后裔。由于离开贵定己经十代以上,所以现在得出的结果很难说就是史鉴的遗传基因。史K生于1969年,初中文化,现居盘江;其父生于1926年,小学文化。《零七谱》载:史K是史鉴的24世孙,但其祖父以上的接续关系均不详、世系无考,所以这支是否史鉴的后人尚需居住在贵定从未离开过的史氏族人的DNA结果进行对比。在没有居住在贵定的史鉴直系后裔的检测结果作比较之前,史K的DNA单倍群检测结果:N1(SNP为LLY22,为昭武九姓中的史国人后裔),不能就下结论是史鉴的遗传基因标志。
史E是清镇卫城人,《八四谱》和《零七谱》记载是毕节史氏后裔,但由于其祖上3次迁徙,有4代祖人生卒不详;加之其上世有8代的年龄差几乎都是37年左右一代,所以对于该支为毕节支系后人存在疑问。在毕节史氏家谱中史E的八世祖排行老大,其八世祖之二弟迄今己有11代;而作为排行老大的八世祖迄今到史E的下一代却只有8代人,与八世祖的兄弟相比少了3代,存在疑问。所以史E的DNA单倍群检测结果:C3(SNP为M217+)在没有自始至终居住在毕节的史氏后裔的检测结果作比较之前,也不能断定就是毕节支系史氏的遗传基因。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上述4人的检测结果显然不属于四明支系。原谱记载的安顺、毕节、黔西三支同源,需要三支一直居住在本地的史氏DNA检测结果作进一步证实,并和国内其他地方史氏的DNA检测结果相比较,方能确定祖源关系;纳雍支系的祖源可初步断定为“楚人”,与安顺、毕节、黔西三支至少不是在明末清初同源;至于安顺、毕节、黔西三支,以及纳雍支是否源于贵定,不仅需要安顺、毕节、黔西三支史氏后人的DNA检测结果,而且还需要记载明确的一直没有离开过贵定的史鉴直系后裔的DNA检测结果作进一步比较,目前还不能完全下结论。
2013年3月于贵州六盘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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