牙体牙髓病学专家史俊南教授
事业无止境 追求无穷
——记牙体牙髓病学专家史俊南教授
第四军医大学口腔医学院一级教授、我国著名的牙体牙髓病学专家史俊南，如今已满头银发，功成名就，他本可以安然地坐享清福，安度晚年，然而，他却像蜜蜂一样，在自己的岗位上锲而不舍，辛勤劳作，不管白天黑夜，不分平时假日。究竟是何种力量在诱惑着他?
是功名?是利禄?还是别的什么?在一个烈日炎炎的夏天，我采访了他、他的家人和学生，找到了这个问题的真正答案。
宁为良医，不为良相
坐在我面前的史俊南，精神极好，没有丝毫的暮气，咋看也不像一位耄耋之年的老人，国字型脸庞上泛着这个年纪的老人少有的红润，眸子里放射着睿智的光芒，最能体现他老年特征的满头银发，向后梳理得一丝不紊，典型的知识分子风度。
1919年，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五四”运动，掀开了中国历史辉煌的一页。这年9月，史俊南降生在江苏省宜兴县官林区下笠渎村一个较为殷实富裕的农家。
宜兴不但土地肥沃，风光秀美，湖光山色，茂林修竹，美不胜收，而且地灵人杰，贤臣名将，文人学士，代不绝书，兴学重教，成为社会风尚，素有“教授之乡"的美誉。史俊南生于斯，长于斯，沾着天时、地利、人和的优越环境，自小就受到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的滋养和熏陶，5岁入私塾，读“四书"、习“五经”，少年时代就打下了丰厚的文化底蕴。这些使他受益终生。他工诗文，善联对，在口腔医学院老一辈专家教授中有着“才子”的称谓，至今他仍保持着对文学的爱好，一部《基度山伯爵》，他买了失，失了买，前后买了三套。并自费订阅了《对联》杂志，忙中偷闲，欣赏玩味，还常常有感而发，赋诗联对。他的办公室里，经常可以看到一首首、一幅幅诗联贴于墙端，或抒发胸中豪情，或激励学生进取，字字珠玑，句句良言。1 990年，他的老师陈华教授谢世，他以一幅挽联表达自己对老师的深切哀思：“创业半世纪，功绩誉九州，齿界无匹；耕耘一甲子，桃李满天下，后继有人"。对仗工整，言简意赅，其文采可见一斑。以他的文学修养，他本可成为一位作家，但他无意于此途，而独钟于医学。
少年得志的史俊南，顺利地读完小学，考人了当时江南四大著名中学之一的省立常州中学。这是一所以治学严、学风正、升学率高而誉满江南的学校。在这里，史俊南读完初中，接着转人高中。他原本可从这里实现他做医生的梦，升人大学潜心学医，可一场民族灾难残酷地击碎了他的梦想。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很快战火燃到上海。火烧眉毛，江南一片混乱。国将不国，人命难保，何谈读书?学校被迫解散。正在读高三的史俊南不得不在惊慌中携新婚的妻子举家加入到逃亡的人流之中，他们沿江西上行至宜昌，国民党教育部在此收容战区流亡学生，史俊南登记后继续西上，最后总算在涪江与嘉陵江交汇处的合川——国民党设在北碚的国立四川中学高中部，艰难地读完了高中。此时，是1938年7月。
史俊南高中毕业不久，他的长女呱呱坠地，添一口人，多一层生活的负担。为人之夫，为人之父，他为自己没尽到应有的责任而愧疚。迫于生计，不得不打消报考医学院的念头，在国民党经济部设在什邡县的合作金库和农业仓库做了一位营业员，挑起了家庭生活的重担。
然而，失学的痛苦却无时元刻不在吞噬着他的心，他暗暗对天发誓，不考医学院，绝不罢休。为此，他加紧工作，尽量多挣读书，复习功课，常常熬到深夜。知书达理、善解人意的妻子知道史俊南的心思，看着史俊南一天天消瘦下去，实在于心不忍。一年后的一天，她对史俊南说：“俊南，我知道你的心事，你就不要再工作了，现在孩子也一岁了，我可以出去做些活，挣点钱，家里生活对付着也能过去，今年大学招生，你还是报考去吧。”
没有什么能够比妻子理解支持更能让史俊南感到欣慰和满足，尽管他不忍心把生活的担子推给妻子，但他怎能甘心自己的理想化作泡影?他陷于两难境地，最后还是在妻子的再三劝说下，带着对妻子的歉意走上了考场。
史俊南不愧为中华民族的优秀之子，在众多的考生中一举获胜，同时被贵阳医学院和齐鲁大学医学院录取，他选择了就近的齐鲁大学医学院(当时该校于战乱中迁往成都)。
在齐鲁大学医学院就读一年后，他听说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有优厚的奖学金，为了减轻家庭的负担，他又转考中大，轻而易举被中大录取，从此，转人中大医学院学习。
起初，他在中大攻读医本科，本想将来做一个外科医生，可就在这时，一场疾病使他改变了专业方向。进人中大二年，他患上了严重的肺结核，不得不辍学将近两年。病愈后，他转到了牙本科。一接触牙医学，他很快就喜欢上了这个专业。也就这么一转，使中国医学界少了一位出色的外科医生，而多了一位口腔医学专家。史俊南由于疾病的耽误，在大学历经8年时间，于1 948年8月毕业，留校在牙科任教，开始了他的口腔医学生涯。
医学作为探求生命奥秘，为人类解除病痛的科学，它的每一个领域都是一个神奇而深邃的迷宫，对于有志于从事此项事业的人来说，无不具有强烈的诱惑力。虽然史俊南当初选择把医学作为自己终生职业的时候，并没有考虑到这一点，但他的行动却做了有力的证明。
为了实现对老师的承诺
一个关键性的承诺，往往可以影响一个人的一生。使史俊南后来把牙体牙髓病学作为自己终生研究方向的，最初就源于他对老师陈华教授的一句承诺。
当史俊南揣着牙本科文凭走上工作岗位时，已近而立之年，这迟到的文凭他分外珍惜。因为，这里边凝结着他的理想，他的追求，他为此而付出的艰辛。三十而立，而他的事业才刚刚开始。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尽快把自己学到的知识发挥出来，为祖国的口腔医学事业建功立业。
然而，这时的国民党南京政府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南京城内人心慌乱，政府官员纷纷搬家南迁，谁还有心思上班工作。于惊慌不安中，迎来了南京的解放。从此，史俊南才有了一个舒心安静的工作环境。
一天，担任牙科主任的他的老师陈华把他叫到自己的办公室里：“俊南，现在解放了，国家稳定了，你对自己的工作有何打算?”老师虽已有了考虑，但还是想听听他的意见。
“我现在就想尽快地投入工作，多做些事情，具体打算我还没有考虑成熟。我一切听从老师的安排。"史俊南说的也是心里话，虽然他已经过了七年系统的理论学习，但毕竟缺乏实际工作的经验，对老师的提问他还很难做出准确的回答。
“我了解你的情况，也很器重你的才华。根据学科建设的需要，对你的工作，我经过再三考虑，觉得你搞牙髓病学这个专业比较好。这是一项新的工作，国际上起步也比较晚，在中国，这个专业还是个空白‘，从头干起虽有困难，却可以大有作为。”老师切人正题。
“那好吧，我听从老师的安排，一定不辜负老师的厚望。”就这样简短的几句话，决定了史俊南一生的工作方向。
史俊南是一位很重师生情谊的人，他对老师的承诺，虽有初走上工作岗位对未来茫然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出于对老师的尊重。五十多年后的今天，已是享誉中外的著名专家的他，对我谈起这一点的时候，依然怀着对老师的敬重：“在老师和学生的关系问题上，我满脑子都是老传统，我看不惯有些年轻人在老师面前表现出来的轻狂，我非常尊重我的老师。我这个人不善交际，从不到别人家拜年，但每年到陈老师家拜年我却是第一个。即使在‘文革’那样恶劣的环境下，我也绝不做出卖老师的事。那时候，造反派反复逼我写陈老的黑材料，我虽不能不写，但每次都是敷衍了事，一次一次过不了关。我和陈老，同为‘牛鬼蛇神’，在一起劳动，我总是挑重活干，‘文革’后，陈老非常动情地对我谈起，那时候我给了他很多温暖。"
尊重老师是一回事，对老师做出一个承诺也比较容易，可是，要实现对老师的承诺，问题比他想像得要复杂得多。
牙髓病虽然古已有之，但人类真正认识和研究牙髓病则是20世纪的事，而中国则是解放后才刚刚开始。
史俊南面对的是中国牙科上的一块处女地。
那时候，中国牙科医院对这类患牙的治疗多是采取拔除的办法，这一简单的方法，虽可以免除病人的疼痛，可不知有多少人就这样失去了本应该经过治疗可以保留的牙齿。作为一个牙医学者，史俊南焦虑不安，非常痛心。可仅有感情还是于事无补，当时，他所有的牙髓病学知识就是念大学时，一位从国外回来的教授讲了两次课：一是介绍了美国关于这类病研究和治疗的简要情况，二是让学员们看了看他从国外带回来准备自己开业用的一包牙科器材。
难道中国人就笨，就不能创建自己独立的牙髓病学?性格倔强的史俊南不信这个邪，他既然对老师做出了承诺，他就要在这块处女地上播种绿阴，收获硕果。
他开始了艰难的起步和跋涉。他从图书馆里找来了所需要的一切国内外牙科资料，搜寻被淹没在浩如烟海的资料中的有关牙髓病学的内容，一词一句地摘记翻译，归纳整理，他把临床上遇到的这类病例，一个个进行对照分析，研究总结。为此，他几乎献上了自己所有的礼拜天和节假日。
信心，执著，汗水，换来了第一个季节的收获。l 95 1年，他终于走上讲台。中国牙科教学史上从此开设了牙髓病学的课程。
他的课受到了学员的欢迎和同道的赞赏。
但这还只是个开头，他没有在初次的成功中陶醉。他知道，这距离创建中国自己的牙髓病学还相距甚远。他要撰写一部中国的牙髓学专著。
1953年夏，经过两年的准备，他开始着手撰写这部专著。
给学员讲课，这时候他已经心里有了底，但要写一部能够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专著谈何容易，史俊南为此付出了自己的全部心血。
盛夏的南京，酷热难耐，夜幕降下了，人们不堪忍受房间里的闷热，纷纷熄灭灯火，拉着凉席，一家人一起坐在外面聊天乘凉。可每晚都能看到一家阳台上亮着灯光，一位青年光着膀子趴在灯下的书桌上，神情专注地翻阅着堆积在案头的各种资料，不时地在纸上写着，过不了一分钟，就下意识地用左手拿起搭在肩上的毛巾，抹一把额头、身上的汗水，楼下的喧笑声丝毫也不能转移他的注意力。
这是摄取史俊南撰写《牙髓学》的一个镜头，为了使这本书早日脱稿，他整个一个夏季都是这么过来的。
1955年，中国第一部《牙髓学》专著终于出版问世。这部著作成为史俊南中国牙髓学开拓者地位的奠基之作。
史俊南没有辜负老师对他的厚望，在这部书出版的时候，老师陈华欣然命笔，为这部书写下了序言。序言中有这样几句话抄录于此：
“俊南医师，从事牙髓学教学有年，他于博采诸家文献之后，结合临床经验，编成此书。我于阅读之后，感到这部著作，取材丰富，体系完整，文字简练，特点显明，对推进中国牙髓学的发展，史著必定起着推动的作用。”
他虽戴着一顶白专的帽子，仍要一专到底
历史的长河波涛起伏，政治风云变幻莫测。正当史俊南踌躇满志、大展宏图的时候，一场政治狂飙却使历史之河掀起了排山倒海般的巨浪，他一下子被卷入万丈深渊。
一夜之间，他成了逃亡地主、反党分子、白专典型……一个个莫须有的罪名向他劈头盖脑地压了过来。
尽管长好的伤疤不能揭，他并不愿意重提那段惊心动魄、“史无前例”的历史，可那毕竟是他生命力最旺盛、最富有创造力的人生阶段。他被整整耽误了12年。
l2年!人生能有几个12年?
那时候，一切都可以成为他的罪行。他看电影《林则徐》，受到启发，写下“制怒”二字压于桌面玻璃板下。造反派说他对党怀恨在心，仇恨到不能自控，又害怕暴露，故以此提醒自己，不使其流露于人；有的人把“草菅人命"念成“草管人命"，把“棘手”念成“辣手”，他进行纠正，造反派说他骂共产党草菅人命，骂共产党毒辣，硬逼着他承认不可。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他委屈，他愤慨，但他不得分辩，不能发泄，哪里有他说话的地方?今天，他已是23年党龄的中共正式党员了，谈起这件事，他感到十分可笑。他说：“我怎么可能会反共产党呢?我对共产党的认识是在与国民党的对比中深化的。解放后，我从先人后己、大公无私的共产党员身上，真正看到了共产党的伟大。我打心眼里拥护共产党，相信共产党，向往共产党，从1 956年起，我很理智地向党组织一份一份地写申请书，要求加入党组织。‘文革’中却给我戴了个‘反党’的帽子，真是不可思议。”
那时候，盘诘一次接着一次，交待一份连着一份，斗争一场挨着一场，没完没了。他还记得，一次，在一群“小将”的拳打脚踢下，他险些送了性命，当他拖着沉重的躯体，神志恍惚，踉踉跄跄地走进家门的时候，妻子发现，他的一双脚上只有一只鞋子。
那时候，他工作的权利被剥夺了，一顶白专的帽子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他被强迫戴着“牛鬼蛇神”的袖章，打扫卫生，淘厕所。一位教授，落魄到如此地步，就够悲哀的了，更让人不可理解的是，史俊南想看些专业方面的书，造反派竟说他念书害了多少人，还想念书。念书居然与害人构成了因果关系，多么荒唐的逻辑，史俊南既可气又可笑。
难道自己已经有了起色的事业就要这样断送掉吗?难道倾心搞专业就是走白专道路吗?一连串的疑问在他脑子里打转。
他坚信，搞专业没有什么错，把自己学到的知识传授给学生是自己的责任。我不能放弃我的事业，如果钻研业务就是“白专”，我愿一专到底。
造反派不让他学，他就变着法儿学，还学会了对付造反派的一套办法。那时候，学“语录”成了全国人民的必修课，他们这些“牛鬼蛇神”更不能例外，每晚都要被集中在一起学上一两个小时。史俊南不能不参加，但他有自己的绝招。他找来了一本日文语录本，把学语录与学外语结合起来，学起来比任何人都认真，都入神。他还把这本语录带在身上，白天劳动休息的十分钟时间，他也抓住不放，都要掏出来默念上几段。
人在落难时，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比理解和信任更能使他感到宽慰和满足，更能激发起他对前途的信念和决心。令史俊南至今难以忘怀的是，在那疯狂的岁月里，仍然有一些清醒、正直、善良的学员在惦记着他，仍然需要他。
一天，史俊南正在低头打扫卫生，一声亲切的呼唤传来：“史教授，您好!”他抬头一看，是64年级的学生史传衣。
“你有事吗?” ‘
“史教授，我们这个年级的学生，只上了一年课就停课闹革命了，专业知识几乎没有学到啥，我想请您给我教点业务。"
史俊南看看周围没有什么人，就轻声对他说：“白天是绝对不可能的，你晚上来吧，我在家里教你。"史俊南给他约好了具体的时间。
从此，史传衣便成了史俊南的一位特殊学生，每周三个晚上，按照约好的时间到史俊南家里听课。
史俊南为这样的学生感到高兴，对他也格外关照，把自己所积累的经验一五一十地传授给了他。
1970年底以后，史俊南虽然仍要接受劳动改造，但开始可以做一些临床工作，对他的限制也有些松动，他可以到图书馆里看一些资料。
在当时的条件下，他没有也不敢有别的奢望，能够做些业务工作，看些专业资料，他已经感到很不错了。
他一头扎在临床上，老老实实、一丝不苟地为患者治病，对一些典型的病例，晚上回家记在本子上，以备以后研究用。一有空，他就钻到图书馆里，查资料，记笔记。
他做的工作很快发挥了作用。不久，全国三年制口腔专业教材定稿会议在西安召开，史俊南虽然被排除在编写者之外，但他在牙体牙髓病学方面的学术地位却是任何人也替代不了的。他以特殊的身份被邀请参加了这个会议。会上，他介绍的许多新成果、新资料，新编教材都没有体现出来。主持会议的章尔仓教授当即表示，这些内容非常重要，一定要补进教材中去。后来，这本教材的主编、中国老一辈口腔医学家肖卓然教授私下对史俊南说：“这次定稿会议之所以要在西安召开，就是想听听你的意见o”
在那样的环境下，能得到如此殊荣，他再次受到了鼓舞。他由此看到了希望。他等待着，默默地等待着……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1978年，在共和国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1978年。
这年的秋天似乎格外迷人，灿烂的秋光，柔和的秋风，诱人的秋色，把大地装扮得分外妖娆，文人笔下那种凄凉、惨淡的悲秋气氛荡然无存。
伴随着秋的脚步，史俊南迎来的却是生命的春天。
阳光灿烂的一天，第四军医大学教学大楼前，宽阔的广场上坐满了教职员工，人们在这里参加一个极为重要的会议——总后勤部工作组代表总后党委向全校人员宣布为“文革”受害者平反的命令。
此前，史俊南虽已恢复了工作，但政治上还没有获得解放。这么重要的会议，并没有正式通知他参加。他是从一位知情者口中得知这一消息，自行前来参加的。
他站在会场后面一个不起眼的地方，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仔细地聆听着扩音机里传出的每一个字。
一个名字念过去了，两个名字念过去了，三个名字念过去了……，宣布命令者每念一个名字，他的心都紧抽一下。
终于，他听到了自己的名字，一下子释然了。
不等会议结束，他就悄悄离开了会场。他急着要把这一消息告诉与他共患难的妻子，让她一起分享自己的喜悦。
是夜，史俊南躺在床上辗转反侧，久久难以人眠。1 2年的不白之冤，终于得以洗雪，历史多么具有讽刺意义呵!他感叹人生易老、韶华易逝，一场噩梦醒来，自己已年届花甲，上帝留给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我不能就此了却残生，一定要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他在心里给自己鼓气。很快，他的科室领导职务恢复了。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史俊南借着改革开放的风力，扶摇直上，搏击长空。他要把他领导的学科建成全国一流的学科。
面临横遭“文革”破坏的科室现状，工作千头万绪。他选准了出击的突破口，义元反顾，大刀阔斧地开始了他的冲刺。
医疗是科室建设的基础，他把第一刀捅向了医疗。长期以来，临床上形成了这样一个工作传统：对病人的治疗，采取一种流水作业的方法，初诊、复诊分而行之，医生看初诊者专看初诊，做治疗者专做治疗，工作量亦由医生自己掌握。这一做法不仅给病人诊治造成麻烦，使病人转来转去非常不便，而且，由于缺乏工作量的约束，造成医生责任心不强，积极性不高，有的医生能推就推，能拖就拖。针对这一问题，他果断地实行了初复诊一体化，医生对病人一包到底的方法，并确定了各级医生的日工作量，制定出基本的指标和任务。为了防止有的医生单纯追求治疗速度和数量，挑拣简单病人治疗的倾向，他又与同志们共同研究根据病情难易程度实行打分，进行量化管理，并定期公布考勤结果。这一举措果然有效，不仅门诊量上升了，也得到病人的高度称赞。
史俊南真是出手不凡，第一刀就砍在了落后的管理机制上，他的举措就是现在各单位普遍实行的目标责任制。
在理顺医疗秩序的同时，又一举措在他的脑海里孕育成熟。
十年“文革"对教育的破坏和对知识分子的迫害，造成的直接恶果就是使科室的人才出现了断层，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然而，科室建设要上水平，无论如何，离开人才是不行的。作为一名精明的科室领导，史俊南对此心里非常清楚。现实，是历史形成的，谁都无法选择，但他坚信现实可以改变。他找到了一条改变这一现实的有效途径。
工农兵学员，这个带有鲜明的“文革”特征的称谓，曾使他们当中多少人为之窘迫。当然，这实在有失公允，他们何尝不是“文革”的受害者，本已承载了不应该承载的历史重负，还怎么能去责怪他们呢。但毕竟他们学制短，基本理论、外语基础相对薄弱，这种状况与高等院校培养人才的需要都是不相适应的，必须采取积极、稳妥的办法予以解决。
史俊南对科室近二十名短学制工农兵学员逐个进行摸底排队，分析了他们各自的特点和优势，对他们的安排和使用，采取了“扬长避短，区别对待，量才使用，各得其所”的方针，对年纪轻、外语基础较好、可以继续深造的，给其创造条件，勉励他们抓紧学习，报考研究生；对有一定组织管理能力、适合做行政工作的，根据个人志愿改做行政工作；对从事临床工作时间长、有一定临床经验、本人又愿意调往部队基层医院的同志，帮助其联系调往部队基层医院。使各类人员的长处都能够得以施展。
这又是一个高瞻远瞩的有识之举。也许，以当时的目光审视，对它的意义有的人还难以认识得十分清楚，那么，今天，谁都不得不佩服史俊南有眼光，这件事办得漂亮、出色。
如今已博士毕业、走上医院领导岗位的牛忠英，就是工农兵学员出身。谈起这件事，她深有感触地说：“在解决短学制学员问题上，史教授可以说是目光敏锐，技高一筹，功不可没。国家教育制度恢复正常后，我们这些短学制学员谁心里都很明白，这样的学历和水平与四医大全国重点大学的地位不相适应，普遍存在着一种失落感和被淘汰感，对今后的发展前途很茫然。而史教授为我们这些人想得很周到。他与我们逐个谈话，征求我们的意见，再三鼓励我们努力学习，争取报考研究生。为了提高我们的外语水平和研究能力，他要求我们每个人每月至少翻译一篇外文资料，每年写一篇综述，并且组织了一帮一，让老同志带我们。后来，我们有的考上了硕士生、博士生，没能考上研究生的，也都找到了自己的坐标，归宿都很好。现在困扰很多科室领导的短学制人员的职称、安排等问题，在我们科已经不存在了。”
史俊南是一位有胆有识的科室领导，他懂得科研水平是体现学科水平的重要标志，因而，他在整顿好科室的医疗秩序后，从20世纪80年代起，他就带领科室人员和研究生，集中精力对国家70年代兴起的牙髓生物学进行了一系列研究。首先研究口腔厌氧菌，从厌氧菌分类、鉴定、致病的动物模型、厌氧菌单抗、厌氧菌内毒素致病机理、荚膜、膜泡等多角度、多层面展开研究，至今已发表论文近1 00篇，揭示了厌氧菌及代谢产物和毒力因子对牙髓、尖周病的致病因素，对临床快速诊断和运用，改进药物，提高疗效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继而又开展了牙髓细胞生物学的研究，他们建立了大鼠和人牙髓细胞、人牙本质蛋白、生长因子、转录因子、信号转导分子和细胞凋亡等，在分子和细胞等水平认识了牙胚的发生、牙体组织的形成和牙齿的萌出的过程。结果在牙本质特异性蛋白方面获得突破性进展，证明DSPP是遗传性牙本质发育不全的致病基因，该研究成果发表于国际权威杂志《Nature Genetics》。同时，他们还通过对牙髓免疫学方面的研究，发现许多炎症性细胞因子与尖周病、牙周病的发病机理密切相关，白细胞介素1、白细胞介素6、白细胞介素8、肿瘤坏死因子、前列腺素2和凝血酶等在牙髓防御和炎症反应中具有重要作用。并发现氢氧化钙、细胞外基质(如纤维粘连蛋白)、热休克蛋白、各种生长因子以及激素等都参与成牙本质细胞的分化和牙髓组织的修复过程。
对他的科研成果的水平和意义，作为外行，笔者无法作出评价。这里摘录几位专家在其成果鉴定书上的几段评语：岳松龄，著名口腔医学专家：本课题系牙髓病、根尖周病的基础理论和临床实践方面范围广泛的大型综合系统研究……每篇论文都显示了严谨的科学态度和精密的设计，数据分析具有高度准确性，从时间和广度、深度上看，这是一项科学性、预见性很强的重大工程，积数十年的努力，发挥众多的人力、物力，完成了此项工作，在国内实属少见，国际上也不多得。
樊明文，著名口腔科学专家：牙髓病与尖周病是人类的常见病、多发病，危害甚广，该课题对牙髓病及尖周病的发病机理进行了一系列高水平研究，内容丰富。运用了细菌学、免疫学、分子生物学、基因工程等现代化研究手段，在分子水平上对这两种疾病的病因进行了深入研究。研究的目的明确，设计科学合理，技术路线先进，统计处理可靠，具有很强的科学性。
一流的科研成果，一流的人才队伍，一流的临床水平，支撑起了一个一流的学科。1 9 89年，全国首次进行国家级重点学科评审。这是一次真正的科学实力的较量，没有任何主观的色彩，来自全国的一流专家对送审的众多学科一个个审查，逐项打分。史俊南带领下的四医大口腔内科终于以高分遥遥领先，成为全国口腔内科学惟一的一个国家级重点博士学科。
创立根管治疗术新理论
不迷信古人洋人，坚决破除旧观念
研究东方西方，努力创建新学派
走进史俊南的办公室，最令人注目的就是挂在墙上的这幅条幅了。条幅纸虽已泛黄，但墨迹苍劲老辣，颇具功力。它出自史俊南的学生——一位小有名气的书画爱好者陈源之手。内容是史俊南自拟的。
这是史俊南的座右铭，他挂在办公室，抬头即见，时时以此勉励、鞭策自己。这也是史俊南的追求，几十年来，他魂牵梦绕孜孜以求的不就是要在牙髓病学上创建自己的新理论吗?
不迷信、不盲从、勇于开拓、勇于创新，这是史俊南的一贯精神。他说：“我向来主张，在学术上不能人云亦云，更不能迷信洋人，外国人能做到的，中国人也一定能做到，外国人的学术观点不一定都正确，中国人不能让别人牵着鼻子走，而要在学习、消化外国人的学术观点时，勇于质疑，大胆创新，走出一条自己的路来。"牙痛，对于未有此经历的人来说，很难想像出它的痛苦滋味，民间很早就流传着“牙痛不是病，痛起来要人命”的说法。这一说法，虽然前半句不能成立，但后半句却形象地道出了牙痛的滋味。牙痛作为一种症状，它是牙髓病、尖周病最典型的表征，而牙髓病、尖周病是口腔病中的常见病和多发病，在牙体病门诊中占有很高的比重，是危害人类健康、造成牙齿缺失的重要疾患。
人类能够征服自然，难道就不能征服直接危害人体自身的疾患吗?人们希望彻底控制这一疾患的梦想，已经延续了几个世纪，但真正较为系统的研究，则起始于20世纪30年代初，直到1 963年，美国牙医学会才正式承认了牙髓病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人类在探索中前进，科学在探索中发展，牙髓病、尖周病的治疗也在探索中进步。1 9世纪末，随着根管治疗器械的问世和细菌学的发展j在国外逐步形成了根管预备、根管消毒、根管充填等一整套完整的治疗这一疾患的方法，即根管治疗术，使这种患牙能够得以治疗和保存。
然而，直至20世纪三四十年代才形了较为系统的根管治疗理论。这一理论对根管治疗术有三个基本要求：彻底扩大根管；彻底消毒根管；严密充填根管不留空腔。并且认为，这三个步骤缺一不可。从此，这一理论便在牙髓病学界一统天下，被人们广泛接受，严格恪守，不敢越雷池半步。直到50年代末，美国学者In91e和Zeldow还认为，这三个步骤中的任何一步达不到要求，都要导致治疗的失败，有的学者还把这三个步骤上升为根管治疗术的三大原则，认为缺其一则不能称之为根管治疗术。
固然，这一理论对牙髓病、尖周病的治疗十分有效，但由于其将三个治疗步骤强调到绝对化的地步，如果遵此治疗，每一个病人都至少需要三次治疗才能完成，这势必给病人带来诸多不便。能不能找到一个既不影响治疗，又能减少病人就诊次数的方法呢?史俊南开始了他的探索。
1958年，也就是在Ingle和Zeldow发表自己观点的时候，史俊南就对这一传统理论提出了质疑。次年，他发表了《论全部去髓术和根管治疗》一文，首先运用系统论的学说，分析了三个步骤之间的相互联系，提出了三个步骤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可以互相补偿的观点。从此，他便结合临床工作实践，开始对这一新的观点的进一步研究、论证和阐发。
1962年，他发表《论根管治疗一次疗法——120例初步分析报告》，提出，在一定条件下，根管治疗的步骤可以简化，某些患牙可以一次性治疗。接着，于1963年他又发表《根管治疗1100牙疗效分析》，对1 O余年治疗的1l OO个牙齿进行1年以上的追踪观察和分析，进一步证实了根管治疗术的各个步骤可以互相补偿，根据具体情况，有的步骤完全可以省略。
一个新理论的建立往往需要经过反复的实验和论证，才能被人们接受。为了进一步证明自己的观点，从1984年起，他带领研究人员，进行了深入的临床和动物实验研究。他们将临床上治疗的1 82颗牙分为根管扩大和不扩大两组，每组9 l颗，经过1年观察，两组成功率无明显差异。他们又对1 2只猴的96颗前牙造成尖周病变，亦分为根管扩大和不扩大两组，进行根管治疗术，效果亦基本相同。
经过了反复的实验、分析、论证，1987年，史俊南发表《根管治疗术新理论》一文，明确提出：根管治疗术的实质是疗效而不是过程，并进尔阐述了三个步骤之间的互相补偿关系，认为三个步骤并非缺一不可，而是在某种条件下，可以通过强化某一步骤的操作而省略其他步骤，有些根管可以不扩大，有些根管可以不消毒，有些根管可以不充填。
这一新理论对临床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这一理论指导下进行根管治疗术，简化了操作步骤，提高了工作效率，缩短了疗程，使病人平均复诊次数减少1．5次。据计算，仅此一项，每年即可给国家节约1 500万元。近20年来，史俊南为介绍新理论，先后在26省市自治区的40多个市举办学习班和进行讲学，听课者达7 300余人，产生了很好的社会和经济效益。这一新理论，现已被口腔学界广泛接受，并用于临床实践，学术界将其称之为“史氏理论”。吴补领博士发表《史氏根管治疗术新理论的系统观》，从哲学方法论上分析了史氏新理论的科学性。
一只母鸡与一群小鸡
1991年11月，第三届全国牙体牙髓病学术交流会在镇江举行。
这是一次规范空前的学术盛会，会议代表700余人，其阵容和气魄之大是学术界少有的。同时，这也是一次展示实力的会议，全国牙体牙髓病学专家及中青年学者云集一起，登台亮相，报告各自的学术研究成果，接受检阅。
作为全国牙体牙髓病学组组长，史俊南是这个会议的领衔者，自1985年起，他已主持过3次这样的会议，但无论会议规模还是学术成就，前两次都无法与这次会议相比。这是祖国口腔医学事业兴旺发达的体现，里边凝结着他的大量心血。他坐在主席台上，嘴角上挂着欣慰的微笑。
作为四医大口腔医学院牙体牙髓病学研究的领头人，他们的研究成果，也要接受会议代表的检验，迎接全国各兄弟单位的挑战。当然，对此，他是胸有成竹，充满自信的。这次会上，他们向大会提交的论文共计110篇，其数量超过国内其他各口腔医学院总和的二倍。仅此，就足以令与会者为之咂舌。不过，他自己并不打算在会上多讲什么，他要把他的学生推向前台。
他的学生们没有辜负导师的厚望，在会上充分地展示了各自的风采。他们报告的成果，以研究手段先进、起点高，赢得了与会者阵阵掌声和广泛赞誉，很多教授拉着史俊南的手说：“你们真是了不起，了不起啊，你们的研究很多方面达到了国际水平，不愧为全国一流!”
牛忠英，这位以两次赴日不留恋国外优越条件按期返校，第一个在日本齿科保存学会上和第一个在日本齿科审美学会上报告论文，给祖国争得荣誉而名闻遐迩、并被西安市授予“巾帼十杰"称号的女博士，谈起导师史俊南对自己的栽培如数家珍，十分动情：“没有导师的培养，就没有我的今天。导师不仅给我传授了知识，送我去日本学习，而且，在生活也给了我无微不至的关怀。我读研究生时，孩子生病，导师带着好吃的东西送到小孩床前；我母亲病故，导师拿出自己2000元钱解我之急。我永远难以忘怀1 990年隆冬的那个夜晚，那是我第一次出国归来，导师和科主任亲自到车站接我，因火车晚点，他们在车站整整等了1个小时，直至我乘坐的列车到达西安。站台上，当我在寒风中握着导师和主任的手时，禁不住两行热泪潸然而下。如果说这几年我取得了些成绩的话，这都应该归之于组织的培养、恩师的教诲，归之于恩师那献身事业、克己为人的高贵品质对我的影响。”
张郁，一位个头不高，却聪明有加的小伙子。1 992年，在第一届中国科协青年科技学术交流会上，他报告的《厌氧菌内毒素对人牙髓和牙周膜成纤维细胞毒性、DNA合面和超微结构影响》论文，一鸣惊人。这是本届大会口腔医学界惟一的一篇大会报告论文，在当时还引起了小小的轰动。他是史俊南培养的众多年轻博士研究生之一，他参与研究的“人促白细胞生长素"经过反复实验，效果非常好，有着广阔的开发前途。谈起自己的成就，张郁说：“这些都是导师培育的结果。史教授治学严谨，爱生如子。我们研究生都有这样的体会，论文只要经过导师的手，肯定是很规范的，他连标点符号都要给你改得清清楚楚。每年夏季，都有六、七个研究生数十万字的毕业论文汇集到他那里，一个70多岁的老人，很不容易。我博士毕业前，正好要到北京参加一个学术会议，为了赶在会前把毕业论文准备好，史教授每天都和我一起加班加点，累得心脏病犯了，他吃着救心丸继续干，6万字的论文，他连改5稿，这样的恩师，谁能不为之动情!”
人们习惯于把老师比作园丁，比作蜡烛。史俊南正是一位辛勤园丁，他培育出满园桃李，溢香吐芳；史俊南也像一支火红的蜡烛，燃烧自己，照耀别人。
也许在常人看来，史俊南对自己过于苛刻，不懂得享受。可不是么，一些好心的人，私下也常在他耳边吹风：“你那么大年纪了，该有的都有了，再不享受几天清福怕就没有机会了，何必还那么一天到晚忙来忙去，自讨苦吃，自己跟自己过不去。"是的，史俊南不仅有一个美满幸福的家，子女们个个学有所成，很有出息，而且在功名上，应该说他该有的都有了。他的成就以及在学术界的地位，不知令多少人惊羡不已。他一生中主编和参加编写的专著有1 2部，发表论文400余篇，获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2项、军队和省级科技进步二等奖7项、三等奖6项，荣立二等功2次，三等功4次。总后勤部授予他伯乐奖和“一代名师”称号。他领导建成了全国口腔内科学惟一的国家级博士学科，全国惟一的全军首批重点实验室牙髓生物学实验室，创办了我国惟一的《牙体牙髓牙周病学杂志》，他担任着中华口腔医学会牙体牙髓病学专业委员会等四个专业学会名誉主任委员以上领导职务和国内八个杂志特邀编委、编委或常务编委，解放军总医院、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等三个医院口腔科的技术顾问，并被日本明海大学齿学部聘为客座教授，南京医科大学兼职教授，是我国口腔医学界公认的牙髓病学开拓者。
其成就，其地位，够显赫的了，然而，史俊南谈起这些却异乎寻常地平静。他淡然地说：“我看重的并不是这些，我始终认为，人活着就得做事，就得对社会做些贡献。况且，我所从事的事业是我所热爱的事业。事业是无止境的，大概我只要还有一口气，我都不会放弃对事业的追求。别人出于关心，要我多注意身体，注意休息，这我很理解，也很感激，但我就是身不由己，停不下来。当然，要说忙，要说累，我是够忙够累的，但我觉得，我忙得有意义，累得有价值。"
当他给我谈起他手头正在进行着的工作的时候，我简直惊讶，一位84岁老人，竞能有如此充沛的精力。
——作为博士生导师，研究生的专业课他要亲自讲，研究生的课题，他要一个个审定、指导，论文他要逐字逐句地阅读修改，思想工作他要做，包括外出做实验，他也要出面联系。
——作为《牙体牙髓牙周病学杂志》的主编，全国各地汇集； 而来的论文他要一篇篇过目、修改、把关。
——作为知名的专家，他经常要应邀参加各种评审会、审稿会和学术会。
——作为学校专家组成员，学校、医院的有关会议他要参加，学科的建设他也要考虑。
——数十万字的《牙体修复学》译著等待付印，他要逐字修改、审校；《中日英口腔医学大辞典》，他要组织编辑；《牙髓学》专著他也要重新修订。
事业永无止境，追求永无穷期。牙髓病学对史俊南的诱惑力是那样地强烈，那样地持久，他将为之追求一生，奋斗一生，奉献一生。
我不知道，一个人在他的一生中做出怎样的贡献能够称得上伟大，当我结束了对史俊南的采访，我深深感到，史俊南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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