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族是商代晚期重要的大氏族，臣服于商朝，甲骨卜辞中便有“史人”的记录，还负责为商王室进贡过龟甲等物品。安阳殷墟西区也曾出土史器，两则相互印证。《殷周金文集成》收录史族器物多达96件，近年来全国出土史器数量丰富，足迹布遍半个中国。从陕西的耀县、宝鸡、岐山等地，到山东的泗水、滕州，邹县等泗水流域，甚至北到辽宁喀左县，都有史器的踪迹。但纵观所有史器的出土地，要数山东泗水流域犹其滕州地区的前掌大遗址最为集中。前掌大墓地出土的史族器物多达六十余件，可见该地至少在商朝晚期是史族人主要活动地，滕州地区当为商末周初史族的政治中枢之地，而其它地区的史器可能跟战争、婚嫁、迁徙等因素相关。
前掌大遗址
“史”的甲骨文由两部分组成，上面看上去像个“中”字，下面“一只手”，表示“抓取、把持”之意。“中”的造字本义颇为复杂，歧义迭出，这里暂将它理解为一种类似旗号或兵器的“标志物”，那么“史”就是“右手抓获着标志物”的一个象形，这容易联想到春秋战国时使者出使他国手持白旄（máo）的场景。白旄是一个国家的标志物，后演变为使者凭信。《尚书·周书》记载：“王左杖黄钺，右秉白旄以麾。”国家标志物通常拿在右手，所以“史”下面的手即为“右”、“又”。上古族落自有了图腾有了信仰，便会有代表自己族氏的旗号，部落与部落或族氏与族氏之间的来往必需有所凭据，即为“史”。两族之间的来往合作，也就是后来的“出使谈判”，谈判后需得将结果记录下来，这便催生了“史”的另一层意义：记事。至于“中”的“持中、中正”之意也多半来源于这种谈判，因为双方谈判需要折中，需要双嬴，不然谈判就会夭折。把这种折中、双嬴的结果记录下来，就叫史实，所以史实必须保持中立。这应该是远古时期最早的“外交”了，早期史族部落或跟这种原始“外交”活动有关。
史的甲骨文
商代史族是个独立存在的大族，历史悠久，势力强大。但凡像这些强宗大族都会随着年代的更迭分化出新的姓氏，叫复合姓氏。滕州前掌大史族墓地除了大量史族出土物外，还有不少带有其它氏族铭文的铜器，比如带铭文“鸟”字的鸟族。据分析，鸟族可能由史族分裂而来。另有之前讲到的举族，费县出土的大量举器以及铭文记录证明商末举国人参加了伐人方，并有一支举人在以费县为主的泗水流域驻留。费县近靠滕州，两地同属泗水流域，前掌大史族区域出现的举国铜器，证明商代举国与史族之间的某种联系。据说前掌大出土举器的墓葬主身份为贵族女性，不排除举族女子嫁入史国的可能性。另据学者推测，还有历经夏商周三代的薛国也有可能就是从史族中分裂出来的，“史”是薛国的族名，商代时史国和薛国紧邻。出土大量史器的滕州前掌大遗址，其附近正是商代薛国故城所在地。我们知道，薛国为妊姓，《左传·定公元年》记载：“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为夏车正。”传说奚仲因为造车而被封于薛。薛国有出土铜器“薛侯鼎”（器物失传，铭文摹本被保留），其铭文：“薛侯戚作父乙鼎彝（yí），史。”“薛侯鼎”将史族名刻在了铜器上，或可证明薛国确实来源于史族。
薛侯鼎铭文
商代史国的军事力量也是不容小觑的，通常情况下，商王每行征伐之事，都会因地制宜的叫上一干成员国为其出征。史国地处东夷，这就为商朝末年的东征提供了便利。据前掌大遗址出土带“史”铜盉（hé）证实，商末史族参加了伐人（夷）方战役。铜盉铭文：“奔擒人方澭伯顽首乇（tuō）, 用作宝尊彝, 史。”从“奔擒人方”可以看出史族成员参与了伐夷之战，且在征伐夷方的过程中立下了战功。那么商末帝乙、帝辛两代的东征之路，史族或也在其列。在前掌大遗址的出土史器中，多为礼器和兵器，也足以说明商末史族确实拥有一支不小的军事力量。
作为一个强宗大族，它必定不会是孤立的，除了王室为主心骨，也必定会跟其它名门望族有所裙带。有说法认为陕西宝鸡、岐山等地出土的史器，可能跟商末周族与史族的联姻有关。我们都知道，周文王的母亲太妊出自挚国（今河南平舆县），《诗经》云：“挚仲氏任（妊），自彼殷商，来嫁于周。”挚国又是从薛国分裂而来，据《世本》记载：“祖伊七世孙成，徙国于挚，更号挚国。”而薛国又是从史族分化而来，商朝晚期，周族与史族或与其相关联的氏族存在一些利益上的往来也不是没有可能。史族在商末大板荡时期可能遭到了周族的打击，史族人或被遣散，或遭迁徙，或许这也是为什么史族器物流落各地的原因。
文/堰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