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部惊人的秘笈！也是古籍历史上的重大发现
日前，“海内孤本 蒙古时期大朝，《泉石润公禅师语录》”学术研讨会沙龙在京举办。本次沙龙以即将现身北京荣宝拍卖2022春拍的古籍《泉石润公禅师语录》为背景，特别邀请国家图书馆发展研究院原院长、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主任李致忠，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研究馆员、高级咨询馆员、文物鉴定中心鉴定专家赵前，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李际宁，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原馆长、研究馆员翁连溪，原任职于国家文物局、古籍善本鉴定专家孟宪钧，著名艺术史学家、中国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范景中，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日本中国学会会员、域外汉籍研究专家金程宇，和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佛教方向硕士、博士生导师，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徐文明，其中范景中，金程宇及徐文明三位线上参会。
本次研讨会由北京荣宝拍卖典籍部经理李林昊主持，大家围绕其历史价值、文献价值与艺术价值展开研讨。
研讨会现场
以下为各位专家的现场发言。
李致忠（国家图书馆发展研究院原院长、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主任）
李致忠：文物版本学界的重大发现
第一部分是润公禅师其人的轮廓。没有相关材料，就是从书的内容去找。从这书中不难看到交际是比较广的，上至宰相就是中书令，还有各寺院的高僧大德都有交往，所以显然这个人他不是一般人物，所以这个人的活动轨迹是从这本书中找出来的。
第二个是大朝，首先说这个大朝从唐代往下捋，出现大朝的提法，一直捋到大蒙古国时期，一直捋到耶律楚才，耶律楚才是是中书令，他对这一个时期的称呼应该是比较可靠的，那么他在随着这个成吉思汗西征的第二年，就提到了这个大朝。结果是他应用大朝，替代大蒙古国的称谓，所以大朝考下来之后给他不是国号，也不是年号，而是一个对他所在时期的国号的就是国朝的一种代替，所以我说大朝也可以说是大朝时期，就代替了所谓大蒙古国，大蒙古国建立国号的那一年，一直到他元朝定鼎统一的全中国，定鼎之后他定的国号是大元，正好是一个甲子60年，结果就把这个问题也就澄清了，你可是你不管它是一个什么是国号也好，不是国号也好，是年号也好，不是年号也好，这个书用这个大朝来替代他们对国号的称呼，我过去没见过，没见过不说还从来不知道，但是我没见过的，可以说这东西大概就流传不多。
当然还有一些个很零星的地方，耶律楚材究竟死在哪儿? 我们书的资料里边是说的润公禅师是到北镇去用灵，北镇是哪?北镇呢要搞清楚，这很重要。
耶律楚才做了大概14年中书令，很得太祖太宗欣赏的一这么一位人物，可以说蒙古国的兴起和强盛跟耶律楚才他的贡献是极大的，因为他提出来的所谓以儒治国，以佛治心。
耶律楚材在燕京设立编修所，在平阳设立经籍所，经籍所干什么的?经籍所就是管书的，管文化管出版的。平阳是哪？平阳就是山西的临汾，这都是他的建议。所以耶律楚才这个人对，所以他死后你看到后来给他追封的，追封广宁王。广宁城就是北镇，当初北京说这就是北镇，所以这个非常重要，那就可以判断了，他是到乃马真后统治的时候，他开始失宠，一失落容易想起自己的家乡，所以他这时候显然是回到了东北，没想到就死在那，这才有一个灵车会去接，能允许他到北京来将来安葬，这还是乃马真后同意，没有乃马真后的同意，他还是回不来，北镇就在这等于是幽州的第一镇，当然你把这些个都考证清楚了之后，我们就落实了。那么当然润公禅师也就也就突出出来了，他就按照他所住持过的三个寺院来编辑，第一个在广福院，广福院北京到底有没有北京，有没有记载？我还是查到点线索，至少那是一篇大文章，《话说金中都》，金朝的中都的谈北京的，这里边有记载是金朝的时候，在北京建过一个广福院，如果是不受人为的破坏，元朝就是大蒙古时期继续利用，这没有问题。
广福院肯定北京有，佛岩瑞峰禅寺还没有明确的材料证明，就是佛岩一炷香就是佛岩，所以润公禅师到北镇那去接陵，不完全是个人身份，它代表的是佛岩瑞峰禅寺。
所以我们把都搞清楚之后，好了，就剩下一个剩下版本问题。
我就觉得首先因为他们长期住在北京，今天在北京是在当年的燕京就是重度中部，那么北京(燕京)刻书从辽代起，辽金元这三代，无论是字体、刀法、纸张，都比我们现在见到这个本子了，它要比这个要讲究。
从目前山西应县木塔所处的辽藏和丹经，金朝人的东西，以及用李贺的《歌诗篇》来说，你说的格式编比这个书两年早两年，同样的就是说宪宗的蒙古宪宗的时候早两年，这个不一样。就排除了。这不是北京，那么我们看他看风格了，看特点、看原因了。
因为润公禅师有一段就是1247年被高定，混元节度使，聘到浑源县柏山龙泉寺那儿当主持。他有一段在那跟山西有渊源，所以我们看这个风格是山西风格，所以这个本子应该是我的基本的倾向是山西刻本。
而山西有刻书的条件，这在他我们刻书出版史上，这个地方是值得大书一笔的。大家要知道，山西平阳、汾刻的书叫做土特产，是可见它刻书之多，风格不同，原因很多，主要是宋代的开封人往北来。等到开封被金人打败了，打下来之后，当时是一大部分人就南渡，还有一部分北上，这个地方有盐湖，社会经济比较好，所以他跟那边有关系，你要找基因找风格的基因到他们那去找，所以他跟别处都不一样。我希望大家提不同意见。
现存的蒙古时期刻的书，国家图书馆有几种，而且是好几个都标有明确年款，那么我是最欣赏的一一部就是李贺的《歌诗编》。当然这几部我们拿出来看是虽然各不相同，但是它总体的风格有的。大概有燕京这刻的，有山西这刻的，大概是这个样子。可是国家图书馆这几种里没有一种是有大朝的款，也是历来都没有，大朝年款，这是没有它的，这个版本是缺失的，它的价值就是它的版本价值，缺少这个版本。当然了还有一个它时代还是比较早的，它还是相对于相对于南宋来说还是南宋末年，这等于是宋代的刻书。还有一点，这本是一个语录，这种东西它带有史料文献价值。
范景中（著名艺术史学家、中国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范景中：古籍历史上的重大发现
祝贺蒙古刻本《润公禅师语录》研讨会的召开！这是一部惊人的秘笈。李致忠先生和李林昊等几位已经写了惊釆的考证文章，拜读之后，我学到了很多知识，完全同意李先生的结论：
一、此件孤本，珍贵地保留了“大朝”戊午年(1258年)的年款，在中国浩瀚的古籍中是第一次发现，未之前闻，更未之前见，今日逢辰现世，大概是唯一的纸上纪载，极富版本价值。
二、这部书的刊刻年代虽然不算太早，但出于蒙古时期，又相当南宋末年，孤本存世，刊刻佳美，让我们一窥蒙古国与南宋之间的文化联系，具有非常高的文物价值和艺术价值。
三、此书虽名《语录》，但正如李先生所说，它不同于我们常见的公案禅语。它可以让我们勾稽出一些史实，联系起若干人事的材料，考证出一些以前不知或忽视的东西，所以它的文献价值必将赢得研究这段历史、宗教和文化的学者的特别的关注。
《润公禅师语录》是中国古籍史上的重要发现，这自然使我们想到了嘉庆年间《孔氏祖庭广记》的出现，钱大昕先生一过目，即称为“纸墨古雅，字画精审，予所见金元椠本未有若是之完美者”。黄丕烈先生寓目，即诧为惊人秘笈，说他能够见到，已是幸事，竟然能够入藏，简直不敢想象，一下子觉得自己可以傲视钱曾了。用他的原话说：“余于古书因缘巧合往往类是，而此书之得，虽遵王不且逊余之创获耶!”黄丕烈的骄傲是有道理的，因为蒙古的刻本太难得了，它是人间的珍宝。
《润公禅师语录》也当作如是观。在座的各位老师能见到它，研究它，赏析它，都是缘分和眼福，我谨在千里之外遥遥祝贺。
翁连溪（某博物院图书馆原馆长、研究馆员）
翁连溪：天禄琳琅也未曾收到蒙古刻书
如果是说要不是李先生给大朝年款给确定下来，你就不能你再说什么后头的内容，只有前头这个牌记准确的给他肯定下来，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书的重点，也就在牌记、版本非常重要，李先生刚才讲了它里头好多涉及到蒙古的内容，你也不敢说是就是蒙古刻本，就因为这个牌记就确定了。
跟着刊记，定完了以后有准确的刊记了，就证明这个书是蒙古刻本，再通过内容考证往回返，首先鉴定书先要得过了眼，说确实这值当鉴定说是基本上是一个宋版书，南宋的一刻本，再通过内容再考证它翻回来，再看确定它是一个重要的一版本，这个蒙古刻本的近300多年就没有从再在世上再没有重新露过面，这个肯定是蒙古刻本300多年来，这次又出现了，但真的盛世现宝。
宫廷藏书以天禄琳琅为主，天禄琳琅初编的时候收入一部金版书，这就没有蒙古刻的书，就天禄琳琅里这么重要的国家的书库，就跟现在国家图书馆似的，明清两代皇家都没有收藏到蒙古刻本，所以这个书突然出现，不管是国家收藏还是有识之士收藏，希望还能捐给国家，还能供学者研究，而且供广大的爱好者能看到，跟随总书记讲的“让古籍活起来”，咱们能公开展览出来最好。
赵前（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研究馆员、高级咨询馆员、文物鉴定中心鉴定专家）
赵前：重要蒙古禅宗大师仅存典籍
在这里我们首先工作荣宝斋建成立350周年，那么今天我有幸受荣保拍卖的邀请参加这次学术研讨会。这个润公语录，看到了这个书的版式，还有它的一些特点，当时我觉得和蒙古刻本它的特点还是有比较明确的，比如说它在版形上边有字有每版的字数，下面有刻工，还有一些它的字数给挪到下面去，还有一些典型的字，那么它和蒙古时期的刻本非常接近。
时间它后边还有一个雕版的时间，雕版的时间为大朝，我在当时看这大朝，就是说它是一种敬称，戊午年也就是1258年，通过这些信息这个本子应该讲基本上可以确定它是这个时间的东西，作为国家图书馆来讲，那么我们有比较明确有大蒙古时期，乃马真后时期的《孔氏祖庭广记》，这是比较明确纪年的，还有《太清风露经》，这是一个道藏中的其中的一个零种现在也是很珍惜的。
就这书来讲，我觉得他可以从两个方面咱们来讲，那么一个是作为它的文物价值，还有一个是它的资料价值，1258年是在蒙古宪宗时期，在南方时间还是在属于南宋。是海内孤本，作为文献价值也是非常珍贵的，那么刚才李先生也通过他对这内容进行了几个方面的论述，我想说的泉石润公禅师，他实际上出身是不简单的，为什么？他跟耶律楚才当时是同时拜万松老人名下的，但是也有楚材他没有入佛门，他应该算居士，但是这个泉石是入了佛门了。东林志隆应该是他师父，又当过作为曹洞宗的禅师，到少林寺做主持，由他创建的少林寺的药局，那么它会有一些和尚他会懂医术，那么还懂得中医的药理，来帮助政府来解决这些这个疫情。这个药局当时是泉石润公的师傅东东林志隆，他给创办的，而且至此后边几位少林寺的主持也都是曹洞宗的，而且也都是万松行秀的徒弟。
他曾经为皇家举行过在大万寿寺做法会，那么他去是作为主持去参加法会的，那么可见当时他的地位是非常高的。那么他在曹洞宗这块应该是算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大和尚。
所以从整个来讲，那么全实润公应该对曹洞宗那个时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他的这些履历。应该讲可以补充在佛教文献里他的资料。在1246年，他还得到了忽必烈给他的赐的封号，圆悟弘通大禅师，所以这个人应该讲地位很高。润公泉石语录，把这段资料给到了非常重要的补充，那么这是它的资料价值时非常重要。
李际宁（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
李际宁：史实文献资料极其罕见的佛教文献
因为我自己还没有来得及做深入研究，只能简单的说一说我从哪些角度来看这个。我们拿到这样一个佛教典籍，从哪几方面来看，看什么?我个人觉得一个是看他的文物，一个是看他的资料。从文物角度看，包括书的成书的历史，书的时代，还有点及相关的一些比如说标杆印刷字体等等这方面的内容。从文献角度看，就是说看它记载了哪些东西，记载的这些资料有什么价值。
先说文物，刚才前面几个先生都提到了，润公禅师我也没有查到他的资料，所以对他所处的时代，书的主人，我没有更多的资料跟大家交流，但是从他语录里头介绍到他和一些高僧，一些当时的名士名人交集交往的过程，我们可以知道它大概是属于金元之间时期的人物，那么又由于书的卷尾提到了大朝戊午这个年号，基本上我也同意前面几个先生提到的，他应该是蒙古时期1258年刻的。这个时期我们在中国的学者一般的把它称为乃马真后时期跟乃马真后执政，日本学者更习惯于用乃马真后，他这是他的氏族的名字，在这个时期段里头书的成熟的时代和特殊的时代。
我同意前面几个先生说的，从它的字体与纸张来看，符合宋元以来禅宗典籍中国禅宗典籍的风格，那么这个书还是应该是在中国可中国禅宗典籍的语录，因为语录体有好几种题材，语录体，他是这个时代比较特点，因为他记得他在几个寺院。
另外大家都比较集中在好像大朝的称谓上。那么蒙古国时期早就有大蒙古国年号，举个例子，在今天的国家图书馆收藏的赵城金藏里头有蒙古中统年间补刻，那些金板往往就有大蒙古国某某寺院某某僧人补刻。
这样的一些题记，我们可以知道当时记在一些题记上，他们是用大蒙古国的词的，但是在这样一个语录它后边它记载的是大朝，我同意它不是一个年号，是一个对自己所处的政权的尊称。
在金元时期的一些人物，特别是元代的一些人物的文集里头，我们可以找到一些资料，其中一些习惯的用法，所以我同意这个时代书的特殊时代，就是在1258年，那么这是指的是文物，还有一个就是文献内容。
这个书简单的也查了一下，检索了一下在今天的全国善本总目和前几年出版的中国古籍善本总目的释迦类里头没有收入类似的润公禅师的语录，过去也没有其他本子流传，这样看来这个本子还是一个非常罕见的资料了。
我现在不敢断言说它是孤本，但是没有别的资料可以证明，至少他现在是个孤证。或者说这个书在现在记载了他在三个寺院做的语录，其中它的三个字样的一些开示上行等等这样一些禅宗的活动，他的有关的其他著作或者开始或者他的思想，还有没有其他的文献记载，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它的文献价值还是比较可贵的。
孟宪钧（原任职于国家文物局、古籍善本鉴定专家）
孟宪钧：史料价值、文献价值，文物价值，出版印刷价值并重的珍罕著作
今天听李先生讲的非常受启发，李先生给我们指出了研究古籍研究问题的方法。就是说这本书摆在这儿，从哪入手？
泉石润公禅师语录，是佛教的一种题材，就从书本身构成，是你先给咱们指出这个研究方式，然后后来根据他刊记来考证这个年代，这是什么年代，然后根据书中的内容，他交往的人，他当时经过的事儿。我觉得方法是很对的，其实刚才你说万通老人塔，是他师爷。他当时有两个活动的重点，一个是北京，一个是山西临汾的，浑圆的在大同附近，应该是山西那一代所刻，这个东西看纸看字儿应该是宋的东西，他跟宋朝对峙的就是北方浑源的，那是属于当时他们的领地，当时北宋的一些工匠被盟国战败以后也就被掠到北方来，当继续当技术工人，写工刻工应该都是技术纯熟的，这字刻的很好，你看甚至可以跟清三代康熙的时候来比，一点都不比清代差，刻的多精啊，这是宋朝刻的细行小字，11行密行的。从它流传这么少来看呢，文物价值极高，因为刚才说了故宫也没有，国图蒙古刻书也就几本，所以全国发现这么一册带有年款的，确实是非常非常震撼，文物价值非常震撼。
从文献价值上，当时的跟耶律楚才，跟忽必烈跟当时一些宗教界上层的活动，这有非常高的史料价值，非常珍贵，文献价值，文物价值，出版印刷价值都极为珍贵。
徐文明（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佛教方向硕士、博士生导师，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
徐文明：目前仅见唯一蒙元时期禅宗典籍
因为疫情原因没有到现场，非常遗憾，最遗憾的就没有摸到孤本，看到内容了，没有摸到感到还是尤其可惜，将来有机会一定要摸一摸非常珍贵的孤本。
刚才各位老师都讲它是一个孤本，孤本体现在好多方面，一个就是说语录，润公禅师语录，没有看到其他任何版本，就这一个版本，版本价值极高。
另外一个是书中出现了蒙元初期很多大禅师，包括全实润公禅师的师爷万松行秀，包括他的老师东林志隆，也包括他所提到的原文中的圣安圆照禅师，还有大庆寿寺的海云，很多大禅师。但是非常可惜的就说这些大禅师的语录基本上没有保存下来，万松行秀有个别著作保存下来，但是不完全是语录的形式，也就是说在当时出现的一批大禅师里边，只有泉石润的语录保存到现在，这个价值很大。所以文献价值，史料价值是可想而知的，所以文献价值、史料价值、禅宗理论、禅宗史方面价值呢是非常之大。
我以前研究过润公禅师，但是苦于资料不足，只知道他是大万寿寺住持，不知道他曾在三个寺院当过主持，大万寿寺是当时曹洞宗最重要的寺庙，凡是能在这个寺院当住持的，绝对是万松派的大人物。他在万松行秀之后就开始担任住持了，我理所当然把他认为是万松行秀的大弟子。但润公不是第二代，他是第三代，东林志隆是万松行秀的大弟子，他是东林志隆的大弟子，所以他就很早就在大万寿寺当主持，时间在1235年，万松退了以后就让他当住持的，所以地位可想而知。
他从万寿寺当完住持之后，所以再接着广福寺的住持，燕京广福寺主住持，从广福寺又到了山西浑源的柏山龙泉寺，这里边有一个问题就是书中明确的时间只有第二部分柏山龙泉寺是明确的1247年，但是第一部分的广福寺住持时间和第三部分佛岩瑞峰禅寺住持的时间有相同相混。
举一个例子，因为有些时间是根据耶律楚材和他夫人去界定的，苏夫人是1243年去世的，耶律楚才是1244年去世，万松行秀是1246年去世，这都是准确的不可改动。所以这这佛岩瑞峰禅寺的时间不是一个连续的，有些时间和广福寺是相近的，是不是可能同时兼两寺住持。
另外稍微补充一下，就是说佛岩山瑞峰寺肯定是在燕京，他前边有一个广著禅师当过少林寺住持，答应担任少林寺住址没去当就去世了，这个寺院已经是曹洞宗的大寺院，我怀疑有可能是在佛岩山就是门头沟那边，这个寺院肯定属于曹洞宗，它前边40些年已经属于曹洞宗，所以这个寺院他前边广著禅师仰山玉禅师已经在那当过住持了。
还有泉石是水平非常高，你看有没有出口成章，一首诗接一首诗，这是从语录可以看出当时蒙元时期北方大禅师的对禅宗史的熟悉程度，对禅宗公案的了解程度，对禅宗典故精准的理解跟把握，他的业务水平诗文水平不下于南宋时期的大禅师。
东林志隆早期是河南传法，在河南许昌东林寺，后来又到少林寺当住持，后来又到超化寺当住持，后来就回到北方，回到他老家，回到北方当住持。所以他5座道场说法30余载，所以14年开始说法，44年入灭30余载正气，年龄多少不知道。我们现在只能这么，所以从这个里边，它对禅宗史料研究有非常大的帮助，所以我刚才听到翁老师的观点，我非常赞同，无论是哪个藏家收购了，在我们学家看来他的信息价值更高，需要允许我们学者根据语录对禅宗史研究是个很大的推进，对于我佛教史学者来说，它的信息价值文献价值对我是最重要的。还是要大家研究推进禅宗史研究，推进禅宗理论研究，也推进禅宗文献研究，这才有它的意义。
金程宇（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日本中国学会会员、域外汉籍研究专家）
金程宇：稀如星凤，逐一考证，存世唯一
我来谈几点关于蒙古“大朝”款刻本《泉石润公禅师语录》的几点认识：
一、 现存唯一的“大朝”款古籍
关于大蒙古国时期的“大朝”称呼，史学界有过丰富的讨论。大体而言，主要有两种说法。
其一为“大朝”国号说。此说以台湾学者萧启庆为代表。其《说“大朝”：元朝建号前的蒙古汗国国号——兼论蒙古汗国国号的演变》(原刊于《汉学研究》第三卷第一期，1992年)，利用钱币、公文、碑传、史籍，进行了极为详细的考察。萧先生指出：“在过去一般印象中，元世祖忽必烈于至元八年(1271年)采用‘大元’一名之前，蒙古迄无国号。实际情形， 并非如此。自成吉思汗时代开始， 即有Yeke Mongghol Ulus的国号，汉译为‘大蒙古国’。‘学者知者渐多’。但是，蒙古政权在汉地曾使用‘大朝’为国号一事，一直受到中外历史学人的忽视。过去仅有古泉学及金石学者注意到此一重要名词。而古泉及金石学者亦未加以系统论证，更未能指出其重要的历史意义。”他指出古泉学家“认为‘大朝’不过与‘皇朝’、‘国朝’相当，是一种尊称。这两种说法都不过是臆测而已”。“实际上，‘大朝’与‘大蒙古国’都是蒙文Yeke Mongghol Ulus的汉译。后者为直译，前者为简译。在此简译中省去种族之称的蒙古，并将原义为‘人民’、‘国家’的ulus一字，依汉人的观念，译为‘朝’字。”其原因在于“‘大蒙古国’一词显然种族意味太强，不足以羁縻汉族土民，通将其简化为‘大朝’。‘大朝’之称，已蕴涵中原王朝的意义，不似‘大蒙古国’全为外来征服政权的意味”。总之，“‘大蒙古国’为蒙古的正式汉文国名，使用以对外为主，‘大朝’则稍欠正式，以对内使用为主。当然这种分工，不尽严格”。此说为国内外的主流观点，此说得到了胡阿祥(2000)、陈得芝(2009)、金浩东(2013)葛仁考(2014)等人的支持。
其二为“大朝”表敬说。如贾敬颜《称“大朝”》(《民族历史文化粹要》，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李春圆《论“大元”国号的内涵及其普适性》(《史料与场域——辽宋金元史的文献拓展与空间体验》，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等。
《泉石润公禅师语录》末刻：“时大朝岁次戊午十二月旦日毕工”，这是首次在古籍版刻上发现“大朝”款。此需要从今存蒙古刻本谈起。
国内所存蒙古刻本稀如星凤，今知有如下几种(按照刊刻时间排序)：
孔氏祖庭广记十二卷 (金)孔元措撰
蒙古乃马真后元年(1242)孔氏刻本 5册 国家图书馆
太清风露经一卷 题无住真人撰
蒙古太宗九年至乃马真后三年(1237-1244)宋德方等刻道藏本 1册 国家图书馆
析城郑氏家塾重校三礼图二十卷 (宋)聂崇义集注
蒙古定宗二年(1247)析城郑氏家塾刻本 10册 国家图书馆
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三十卷 (宋)唐慎微撰 (宋)寇宗奭衍义
蒙古定宗四年(1249)平阳张存惠晦明轩刻本 6册 国家图书馆 存九卷
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三十卷 (宋)唐慎微撰 (宋)寇宗奭衍义
蒙古定宗四年(1249)张存惠晦明轩刻本 24册 国家图书馆
增节标目音注精议资治通鑑一百二十卷 (宋)吕祖谦撰
蒙古宪宗三年至五年(1253-1255)张宅晦明轩刻本50册 国家图书馆
歌诗编四卷 (唐)李贺撰
蒙古宪宗六年(1256)赵衍刻本 2册 国家图书馆
大方广佛华严经八十卷 (唐)释实叉难陀译
蒙古宪宗六年至八年(1256-1258)京兆府龙兴院刻本31册 国家图书馆存三十卷
史记一百三十卷 (汉)司马迁撰 (南朝宋)裴駰集解 (唐)司马贞索隐
蒙古中统二年(1261)平阳段子成刻明修本40册 国家图书馆
史记一百三十卷 (汉)司马迁撰 (南朝宋)裴駰集解 (唐)司马贞索隐
蒙古中统二年(1261)平阳段子成刻明修本 24册 国家图书馆
尚书注疏二十卷 (汉)孔安国 (唐)孔颖达撰 (唐)陆德明释文 新雕尚书纂图一卷
蒙古刻本(卷三至六配清影蒙古抄本)8册 国家图书馆
尚书注疏二十卷 (汉)孔安国撰 (唐)孔颖达等撰 (唐)陆德明释文
蒙古刻本 1册 国家图书馆 存一卷(十七)
尚书注疏二十卷 (汉)孔安国 (唐)孔颖达撰 (唐)陆德明释文
蒙古刻递修本2册 国家图书馆存十卷(六至十、十六至二十)
上述刻本中，蒙古刻本的鉴定主要依据刊记、序言。如乃马真后元年(1242)刻本《孔氏祖庭广记》刊记：“大蒙古国领中书省耶律楚材奏准皇帝圣旨于南京特取袭封孔元措令赴阙里奉祀来时不能挈负祖庭广记印板今谨增校正重开以广其传壬寅年五月望日……”。刊记“大蒙古国”所关联者为耶律楚才，非与干支直接相连，作为刊记并不典型。晦明轩本《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泰合甲子下己酉冬日南至晦明轩谨记”，刊记乃沿袭金年号。赵衍刻本《歌诗编》，则根据序言“丙辰”断定。由此言之，《泉石润公禅师语录》刊记“时大朝岁次戊午十二月旦日毕工”，在“戊午”前置“大朝”，属于古籍版刻中唯一的用例，弥足珍贵。
那么，这个“大朝”究竟是表敬还是国号呢?笔者认为从本书刊工皆为汉人的情况来看，应当以“国号”来理解为宜。虽然古籍刊记中此是孤例，但联系大量的碑刻，如《重阳万寿宫圣旨碑》署“大朝辛亥(1251)七月初九日立石”、《大蒙古国累朝崇道教序》署“大朝辛亥七月立石”、《尊胜陀罗尼真言幢》署“大朝壬子(1252)七月立石”等，可知“大朝”属于当时碑刻刊记中与干支连用的常用词语。在古籍刊刻中，干支前的词语主体均为国号或年号，刊工已经习以为常，故在其意识中，此处的“大朝”应为国号。尽管“大朝”一词有多种用法，但在刊记中，笔者认为可以做出属于国号的确定性的判断。
二、《泉石润公禅师语录》的刊地
本书究竟刊于何地，是一个重要问题。总体而言，笔者赞成此书刻于北方的观点。但能否更细化一些，笔者认为可从书籍内容构成方面做一些推测。
此书首卷为《全实润公禅师广福院语录》。广福院，见于《顺天府志》“广福院 按旧记金翰林修撰蔡珪撰：……大定初得请于朝，以广福院为院额”，知金代大定(1161-1189)初已有此名。此期间禅师当在燕京广福院住持。
次卷题名：泉石润公禅师栢山龙泉禅寺语录，侍者居平编。此卷端云“师于丁未年四月十五日，混源长官高帅敦请住持柏山龙泉禅寺”，据明《山西通志》卷二：“柏山有三，皆以山多柏树名。一在乡宁县东一十五里;一在浑源州东南，与恒山连；一在汾州西五十里。”，混源州长官为高定，知此龙泉寺为混源柏山龙泉寺。《道藏·甘水仙源录》卷六王鹗《浑源县真常子刘君道行记》记“庚辰春，浑源长高定饱闻君誉，敬请之来。”“癸卯中夏，田侯修华岳庙，复与丞相胡公天禄同署邀君于云、应间。”此期间禅师在山西栢山龙泉禅寺。
第三卷题名：佛岩瑞峰禅寺泉石润公禅师语录，侍者居实编。佛岩当为山名(今北京有古佛岩山)。考此语录，中有为皇家在大庆寿寺做法会内容，大庆寿寺见《一百大寺看经记》“六月：大都路大庆寿寺……”，原址在北京西城区西长安街，则禅师此期间或当在燕京(或其周边)任住持。
此书的书体较为方正，疏朗别致。虽然平阳为北方的刊刻重镇，但考虑到本书中润公最后的住持之地在燕京(或其周边)，此书篇幅又甚小，则此书的刊刻之地或许就在燕京。
三、一部久逸海外的珍贵禅宗文献
海外保存了数量颇丰的珍稀文献，清末以来即引起了收藏家和学者的关注。其中日本保存的逸书最多，大多流传有绪，而韩国所发现的大多不见著录，颇能带来惊喜。如2002年在韩国庆州发现的《至正条格》元刊残本，就是极重要的元代法律文献。又如2010年前后韩国回流的北宋版《西湖莲社集》，乃高丽王室旧藏，不仅是珍贵的版刻文物，对研究宋代文学、高丽汉文学、宋代佛教都极为重要。如今韩国回流的《泉石润公禅师语录》，又是一部前所未知的珍贵文献，令人欣喜忭跃。
禅宗文献的资料，以日本所编《续藏经》最为丰富，利用该书的全文数据库，仍找不到相关的引用记录。日本学者椎名宏雄《宋元版禅籍之研究》，充分利用了历代书目、高丽版、五山版，对宋元版禅籍做出了精细的研究。其所附录《宋金元版禅籍所在目录》、《宋金元版禅籍逸书目录》，不论存逸均作著录，但《泉石润公禅师语录》仍不见踪影。日本学者野口善敬《元代禅宗史研究》，“元代明初僧侣著述传记一览”、杨曾文《宋元禅宗史》第八章所列“曹洞宗传承世系略表之二”，也不见润公之名。足见珍罕之至。学者仅在耶律楚材的文集中得见与其交游甚密的润公其名，但在禅宗史的研究中，由于史料的缺乏，润公都没有得到充分的研究。
现在我们通过 《泉石润公禅师语录》，可以知道润公是金末和蒙古时期华北地区佛教领袖“万松行秀”之徒孙，是少林寺“中兴之祖”曹洞宗东林志隆之门徒，是元代初期政治、文学方面重要人物耶律楚材的密友，他还曾被皇弟忽必烈赐封号为“圆悟弘通大禅师”，参加了一系列重要的佛教活动，足见其地位和影响。《泉石润公禅师语录》是元初曹洞宗唯一存世的语录，使一位元初重要禅僧的生平交游和宗教活动得以呈现，具有珍贵的文物和文献价值。
《泉石润公禅师语录》究竟是如何传入朝鲜半岛的?本书首叶例当钤有藏印，惜已缺失。不过此书应是较早传入高丽的，当无疑问。按照古书海外传播的惯例，此书或者由入元禅僧携归，故高丽朝鲜时期的寺院得以收藏。书上面的朱点，应当即是彼土禅僧所为。遗憾的是，目前我们在《韩国佛教全书》中，未发现任何阅读的痕迹。此书在朝鲜半岛的流传史还需要做进一步的追踪。
《泉石润公禅师语录》是现存唯一的蒙古时期“大朝”款刻本，是曹洞宗影响高丽、朝鲜的重要实物，该书中土久逸，七百六十余年后自海东归来，书中包含了丰富的元初历史文化内容，值得引起文史学界、佛教界、收藏界的重视。
李林昊：海内孤本764年逢辰献影，350年荣宝斋世界首现
我们今天非常荣幸在荣宝斋即将迎来350周年庆典的时刻，我们在此召开蒙古刻本《全实润公禅师语录》的学术研讨会，它是来自于佛教禅宗的一个语录，那么禅宗的语录，那么它是从《六祖坛经》开始就发展成了一门专门的这样的一个文体。这本书非常的特殊，那么在这个书的前36页都是蒙古时期，我们著名的北方佛教首领万松行秀的徒孙，也是东林志隆的大弟子，泉石润公禅师的语录，那么后边的一部也很特殊，是我们来自于另外的一个活跃于北宋到南宋这个阶段的大慧普觉禅师的语录，也是我们一个比较稀见的版本，那么宋代语录它有一些特点，因为宋代禅宗语录的大量的出现，那么是为我们语录体发展的到来迎来了一个非常鼎盛的时代。
那么当时宋元时期的语录有两大特点，第一，它一般是非常有名望的禅师，或者是他的门人，弟子为其编辑，所以说形成了带有一个综合性的这样的语录体。比如说是临济云门等40余家的唐宋禅宗语录，那么还有他也独创了一个以评唱的新的语录题材。我们这一本泉石润公禅师语录也有一些章节是带有这样的一个评唱的形式，包括我们刚才李老师所讲，我们全实润公禅师应该在当时地位是非常尊崇的，因为他参与到了中书省湛然居士，也就是我们大家所知道的耶律楚才的葬礼以及他夫人的葬礼，包括非常重要的几位当时的蒙古皇家贵族以及丞相和当时重要的佛教首领的这样的一个交往当中，它都会有一个采取评唱的这样的形式。
这本语录是我们目前发现的这样的一个孤本，而且能为我们的蒙古史的研究也提供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史料的补充，比如说是当时被称为这个是成吉思汗的母亲的养子，也就是书中第二个章节所提到的，当时润公禅师被浑源节度使高定，邀请当柏山龙泉寺的住持，这一段，其中胡丞相就是蒙古族的最大官员，也算是成吉思汗的弟弟了，然后当时被蒙哥就是宪宗封为非常高的级别，中州断事官，为整个北方政治的首领，那么胡丞相也多次到润公的家里头来喝茶来来交谈，也是为我们这个时期的历史提供了很多宝贵的资料也都被记录在书中。
而且我们现在也很巧，在我们北京的西四也非常难得的保留了现在这个书中的所提到的万松行秀老师的砖塔，也是我们现在北京城区仅建的一座砖塔结构，也欢迎大家来北京的时候，可以去西四看一下。万松老人和东林志隆，它都是蒙古时期曹禅宗著名的代表人物，特别是东林志隆，他是当时少林寺曹洞宗第一代主持，所以说它是影响深远的。大家知道现在少林寺释永信大和尚他是曹洞宗第四十七世三十三代方丈，也就是说从东林志龙开始接管少林寺以后，一直到现在将近700多年的时间，那么曹洞宗对少林寺的影响它是非常深远的。
而距离上次发现蒙古刻本还要追溯到221年前，清代嘉庆年间著名藏书家黄丕烈于公元1801年发现的蒙古乃马真后元年(公元1242年)刻本《孔氏祖庭广记十二卷》。当时在藏书上收藏有二百多部宋版书和上千种元、明刻本，藏书丰富，东南巨擘的黄丕烈，见到蒙古刻本时仍激动而作长跋，感叹为“惊人秘籍”。足见当时就以珍贵若稀，为历代藏家重宝。
由于大蒙古国时期只有六十来年的历史，常年征战，刊印的书籍极少，也因为与宋交战，当时所印书籍更是极少传入宋境，本件记录了那段珍贵时期的国宝级蒙古刻本历经战火，流传到今天，凤毛麟角，极为珍贵。
由于金代和北宋常年征战，北宋时期的刻本全世界也仅存20部。宋朝南迁后，北方刻本已归属金元，而蒙古刻本则是极为目前我们研究的重要参照对象。遗憾的是蒙古刻本今日海内所存仅在国家图书馆中的12件，寥寥无几，而民间无存。而此次历经764年逢辰秘现之蒙古大朝戊午年(1258年)刊印的与蒙古皇家贵族和宰相王侯结为密友的禅宗名门祖师时下语录，则成为一把打开大蒙古国秘史的珍贵金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