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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名世（1653年～1713年），安徽桐城人，人称为南山先生。桐城派文学家之一，著有《南山集》，四十五年举应天试，四十八年，中进士第一，殿试中一甲二名，授翰林院编修，参与明史馆的编纂工作。时过两年，即因行世已久的《南山集》中录有南明桂王时史事，并多用南明三五年号，被御史赵申乔参劾， “妄窃文名，恃才放荡，前为诸生时，私刻文集，肆口游谈，倒置是非，语多狂悖，逞一时之私见，为不经之乱道，……今名世身膺异教，叨列巍科，犹不追悔前非，焚书削板；似此狂诞之徒，岂容滥侧清华？臣与名世，素无嫌怨，但法纪所关，何敢徇隐不言？……” ，以“大逆”罪下狱，又两年后被处死，死年六十岁。此案株连数百人，震动儒林。这就是著名的“清初三大文字狱”之一的“《南山集》案”。 五十三年三月六日被杀于市。同族人戴衡搜集整理遗文，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编成《戴南山先生全集》14卷，光绪时刊行传世。
《弘光乙酉扬州城守纪略》赞颂史可法守卫扬州、宁死不屈的英雄气概，并对清兵在扬州城破后屠城七日的罪行加以揭露。 但是，戴名世的说法并不可信，因为，史可法是宁死不屈，但要说他有什么英雄气概就夸张了。扬州是历史上有名的坚城，可是，清朝进攻一天不到就陷落了，不是七天，也不是十日。同时期的其他小城却可以坚守83天。而且，他手下将领大批投降，史可法自杀竟然不成，清兵入城，他又大喊“我是史可法”，生怕别人不知道他，实在有做秀的嫌疑。有人问，有用自己姓名做秀的么？当然有，所谓人各有志，人的医生，有人为钱，有人为女人，有人为权力，也有人为名声。
退一步说，所谓的最有权威的《扬州十日记》，声称作者是亲身经历，也没说屠杀七日，而是五天，书中云“是日（破城后的第五日），闻封刀之语，众心稍……初二日（破城后第七日），传府道州县已置官吏……初三日，出示放赈。”因此，戴名世的“凡七日乃止”和《扬州十日记》相互矛盾。此外，这种“肆口游谈，倒置是非” 有明显倾向的人写的历史，可靠程度又有多少？
值得一提的是，《南山集》案是震惊天下的大案子，但他的文章依然保存下来，甚至在光绪时代发行，而影响不大的《扬州十日记》为什么却在中国消失了呢？是真的消失了么？
(四)。吴嘉纪（1618年—1684年），江苏泰州人，诗人。出身于一个破落的封建地主家庭，其生活近于贫苦的农民和盐民，他工诗善书，曾从事抗清的爱国文学活动。晚年隐居东淘（安丰古称）海滨，以诗歌为武器，揭露社会矛盾。所居老屋，破败得难蔽风雨，自称“陋轩”。一千零九十一首诗歌结集即名《陋轩诗》， 曾被清廷列入禁毁书之列（见《清代禁毁书》）。吴嘉纪在《难妇行》、《挽鲍念斋》、《我昔五首效袁景文》、《过史可法相国墓》等诗中，描述了一批爱国妇女、爱国少年、爱国将士的形象。妻子是王睿，是女词人。
《扬州十日记》的80万已经被证明是谣言，吴嘉纪的冷兵器时代，几乎没什么抵抗的扬州，却杀了一百四十万。
热兵器时代，日本南京大屠杀才不到30万。吴嘉纪造谣太离谱了，难怪《明季南略》没有收录。宣传扬州屠城的有心人，也觉得这个数字太吓人，因此，只引用了《过兵行》，而不敢提他的《李家娘》。实际上，吴嘉纪的诗，应该算文学作品，连野史的价值都不如，有人却把文学作品当作历史证据。这里请读者特别注意，他的诗词被列为禁书，却得以流传下来，明朝遗民修的《明季南略》等书也流传下来了，为什么单单《扬州十日记》在中国消失，后由革命党人从日本带回中国的呢？《扬州十日记》是真的在中国消失了？还是日本人伪造的，再传入中国?
四。史可法做秀，《扬州十日记》是伪书
弘光帝朱由崧（1607年—1646年，1644年—1645年在位），是福王朱常洵的儿子。洛阳被李自成的农民军占领以后，朱常洵因体胖不能翻过城墙，而世子朱由崧却在大臣的护卫下越城而逃，朱常洵被杀后，他世袭福王爵位。
明思宗在北京上吊自杀后，他在南京被拥立为皇帝，定年号“弘光”，国号依旧为“明”，史称“南明”。在位2年，与清军作战中被叛将田维乘出卖，后来被押送至北京斩首。弘光帝是一个十分昏庸腐朽的皇帝，整日只知吃喝玩乐，沉湎于酒色之中，不理朝政，弘光元年（1644）除夕，当清军南下之际，他却在群臣面前感叹“后宫寥落，旦新春南都无新声”，下令广选美女。由于纵欲无度，还命人替他捉蛤蟆配制春药，南京的百姓叫他“蛤蟆天子”。南明政治十分腐败，内讧不断发生，风雨飘摇的弘光小朝廷内，又闹起了一些宫廷疑案，如大悲案、太子案、童妃案等，加速了其灭亡。而弘光帝身边全是些只会阿谀奉承的奸臣和宦官，如马士英、阮大铖等。
史可法（1602年—1645年），字宪之，又字道邻，祥符人（今河南开封），崇祯年间进士。授西安府推官。历任户部员外郎，郎中。崇祯八年（1639年），随卢象昇镇压各地农民起义。十年，被张国维推荐升任都御史，巡抚安庆，庐州，太平，池州及河南江西湖广部分府县。崇祯十四年总督漕运，崇祯十六年七月拜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崇祯十七年三月李自成攻占北京，弘光政权建立后，拜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时称“史阁部”。时议设刘泽清、刘良佐、高杰、黄得功江北四镇，以可法为兵部尚书，督师扬州。清兵入关后，曾主张与之议和，共讨李自成的农民军。后被马士英等人排挤，于是督师淮扬，竭力协调江北四镇将领，以抵御清兵。 顺治二年四月，左良玉率数十万兵力，由武汉举兵东下，要清君侧，“除马阮”，马士英竟诎史可法尽撤江防之兵以防左良玉，只得兼程入援，抵燕子矶，以致淮防空虚。左良玉为黄得功所败，良玉呕血死，全军降清；史可法奉命北返，此时盱眙降清，泗州城陷。史可法遂至扬州，继续抵抗清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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