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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府领属三州七县，它们是高邮州、泰州，通州，江都县，仪真县、泰兴县、宝应县、兴化县、如皋县、海门县。县附府治扬州府和江都县在同一境内。 自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迄万历六年(1578年)的185年中，扬州府所领三州七县的编户丁口，除成化十三年外，变化都不大。无论整个扬州府还是江都县一县的编户数与人口数的比例，基本是在1：5这个数字上下浮动。这和我国的多数比较发达地区编户丁口人数的比例基本一致。
万历六年(1578年)到康熙十四年(1675年)的近百年内，扬州全府丁口减少约42万人。万历以来，灾祸频仍，崇祯以来，战乱加剧，人民死走逃亡，人口大量减少是必然的。由于扬州府衙始终和江都县在同一处，就人口数字而言，府县为一。从江都县一县的登记来看，康熙前期和洪武时期的丁口数字基本持平而稍稍低于成化、嘉靖二朝。约减少了三万左右。
百年左右时间里，江都县减少人口约三万，扬州全府在百年左右时间里减少人口约42万。扬州府所领三州七县共十个单位，平均起来，每个单位减少约四万人。江都县所减少的人口数字也是接近的。
自洪武以来，全府丁口最多时是万历六年(1578年)，也仅有81万余人。扬州府和江都县同在一城，府属除政府机构外，并不另有自己直辖编户丁口。就人口而言，府县为一，而江都县全部人口(包括郊外)从未达到过十万。
王秀楚在《记》中记述的是扬州城内的大屠杀，不是扬州府全境的大曙杀，而扬州城内从来没有过这么多人，也容纳不下这么多人，这是明明白白的。所以，即使把全城杀光，也不会超过十万人，更何况事实上不可能杀光。
《扬州十日记》一文自身的矛盾
（一） 顺治二年（1645年）三月十二日，大学士冯铨、洪承畴因皇上“一日之间，万机待理，必习汉文晓汉语，始上意得达而下情易通”，遂奏请选派满汉词臣向皇帝进讲六经。昭连在《啸亭杂录》卷二《启心郎》条记载说：“国初满臣不解汉语，每部置启心郎一员，以通晓国语（按即满语）之汉员为之，职正三品，每议事坐其中。”
这都反映了清政权在北京建立之后，实行全国范围的统治，在语言文字上遇到的困难。1644年以前，清军虽曾数次入关，但停留时间都比较短暂，满汉语言障碍不可能迅速超越。迨豫王大兵进入江南地区，战事紧迫，没有学习汉语的条件，而且清军从未到过江南地区，江南（扬州）话比北方话更难于听懂，即便是讲汉语，用汉文的汉人，也不易听懂，更何况刚过淮河的清军。另外一方，即扬州人，多数人听北方话也会感到困难，时至今日，在南方和北方人之间，不是仍然存在着互相听不懂的情况吗？，更何况清军讲的是“满语”呢！王氏却在文章中多次提到听“满兵”讲话和他与“满兵”对答如流的讲话情节。如“一骑独指予呼后骑曰：“为我索此蓝衣者”。“卒固嘱我于诸妇曰：“看守之，无使逸去。””王秀楚不仅能听懂满语，并且能和“满兵”相问答，现将这段话摘抄如下： 红衣者熟视予，指而问曰：“视尔非若俦辈，实言何等人”？予念时有以措大而获全者，亦有以措大而立毙者，不敢不以实告，红衣者遂大笑谓黄衣者曰：“汝服否？吾固知此蛮子非常等人也。”（引者按：清朝服饰制度，普通人是不准也不敢穿黄色，包括明黄、杏黄和金黄的衣物的，这里却是说是穿黄色衣服，岂非大谬）复指洪妪及予问为谁，具告之。红衣者曰：“明日王爷下令封刀，汝等得生矣，幸勿自毙。”命随人付衣几件，金一锭问：“汝等几日不食？”予答以五日，则曰：“随我来”。
从这段流畅的对话中，怎能感觉到这是“满兵”用“满语”于江南人第一次见面时的直接交谈呢！扬州人讲的话，不但清军将官可以听懂，“满卒”也听得懂。如记一“满卒”对其兄进行敲索时，其兄哀恳曰：“吾有金在家地窖中，放我，当取献。”又如在“满卒”污辱妇女时，被辱妇女说：“此地近市，不可居”。在他妻将受辱时，他对“满卒”说：“妇孕多月，昨乘屋坠下，孕因之坏，万不能生，安能起来？”而这个从未到过江南地区的“满卒”对各类内容的扬州话都听得懂，是令人难以理解的。诸如此类的谈话，还有多处，不一一例举。
此处须说明一点，《记》中所能讲汉语的“满兵将”系指满州旗之兵将而非汉军旗之兵将。因原著通篇未涉及汉军旗兵将，同时《记》中多处明确写道：“领此者三满卒也”，“突遇众骑至，中一与卒满语一、二，遂舍予妇去”、“自相奋击，内一卒劝解，作满语”等。
（二） 扬州城破后，南明总兵刘肇基曾率兵进行巷战，史书不乏记载。而王秀楚根据自己的“目睹”记二十五日城破时情况是：“予复至后窗窥城上，则队伍（指清军）稍疏，或行或止。俄见有拥妇女杂行，阚其服色皆扬俗。”
紧接着他从家中出来，又看见“北来数骑皆按辔徐行，遇迎王师者，即俯首若有所语……迨稍近，始知为逐户索金也。”在硝烟弥漫、喊杀震天的战斗之际，清军竞携带妇女从容地走在城上，将士们挨户索钱，这是有悖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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