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壬辰朱卷》抗战和文革中的历经
史济民 遗作

爷爷（悠咸）的朱卷，我小时候从未见过，直至1937年八一三抗战爆发后，我们家从嘉兴四散逃难，祖母（钱氏）及济生、济仁带一些祖遗书画一同逃往叶榭，暂避爸爸（久珍）就职之地。二婶、四婶、济义、济智、济礼、济贤、济忠逃往湖州菱湖一线。
我们在叶榭过了三个月太平日子，虽有时天空也有日军飞机飞过，但小镇不是目标，未遭空袭。11月26日大场失守，形势直下，四行国军号称800壮士苦战四日也退入租界或被俘。这些日子我们每天还能看到报纸，加上四叔（久璜）在上海盐务局时任，常有书信往来，所以对局势有所了解。
11月初叶榭机关奉命撤退。4日我家雇了一艘大盐船准备沿叶榭塘先去黄浦江得胜港口再说。5日清晨准备开船，但爸爸因盐务所内有急事不能及时上船，直到11时才从所内匆匆而来，准备从盐码头上船。这时叶榭塘西岸已传来枪声，只见爸爸把雨伞撑开像挡雨一样去挡子弹，并匆匆上了船，随即开船，所谓开船即是摇橹顺水而去。没过多远船至得月楼茶馆，岸上有张发奎部队拦住去路，爸爸取出司令部开出的通行证，岸上就命令放行，但那个长官（营长）还是告诫我们:“对面就有日军，你们自己一定要当心”。当船过大桥，两岸都是稻田时，这时就有枪声响起，子弹射向我们的船，船夫摇橹，风吹的裤管竟被子弹射出了一个洞。船停了，枪声也停了，船一动，枪声又响了。这时船上人不少，祖母、济生、济仁等坐在一个舱中，爸爸和阿娘（唐氏 济平、济孝母）、我、济华、济信、济和、济平、济孝（还在哺乳期，九个月大）在另一个舱内，突然发现船舱内有好几只螃蟹，这是离家时家人带上船的，爸爸见了很伤心，认为同是苍生何必贪口福，就把螃蟹都放生于江中，从此终生不再吃螃蟹。济平已4岁，不时要哭，济生就过来吓唬她：“再哭把日本人引来，小心他们杀了你。”这时济仁很勇敢的拿出了一把童子军小刀说：“日军来了，我就用刀和他们拼了。”他的勇气令人敬佩。这时有一颗子弹射穿船板，幸好被一捆竹子挡了一下，否则就会射到我。入夜后，潮水也平了，船夫偷偷的起了锚，随水流划了三里多路进了黄浦江口得胜港对岸。这时就有一群国军喝令停船靠岸，有一个班长到船上休息、检查，爸爸的一口京话取得对方的赞可，看在宛平县同乡的份上，那个班长很有礼貌的告诉我们，西边已有大批日军杀来，东边闵行已被日军占领，两边已无路可走，这个班长吃了我们几个鸡蛋就上岸走了。我们本来想西走去嘉兴，但为时已晚，只能回叶榭。次日凌晨回叶榭时，只见一座空镇，红房子对岸，木行南边稻田里有大片国军尸体。事后我去看过约有九十多具，武器均已没有。11月7日，我们回到原住处，不时有散兵游勇（税警残留不肯随军后撒而留下），为首的名叫尤金林，他胁持爸爸要钱，幸好此时盐务经理万茗荪还在镇上，爸爸只好向他去借钱，这帮游勇得钱后就散去，后来这批人就沦为盗匪。每天晚上四乡均有劫案，顾家老大在乡间被人捆打，被抢去很多钱财，而我们家丝毫未损，只有一只小皮箱被划破，但未取走任何东西。因镇上此时极不安全，加上有个没有武装的日本人带了一个翻译来到镇上，到米厂、发电厂和碾米厂办事，镇上的人更加恐慌至极，都逃往乡村，不过那个日本人还是付钱带走很多米。此时我们选择逃往镇南三里地的金家棣，后来我在关帝庙后面看到尤金林的尸体，此时这些散兵游勇每晚作案更加猖獗。
我们家父母弟妹共八人及祖母、济生、济仁大家都步行逃往金家棣。阿娘抱着九个月大的辉弟（济孝），我背着金妹（济平）走了三里地。就在叶榭通往盛樟庙的半途，向东湾方向半里路有棵大树，前面是一片庄稼，村后是一条小河通向叶榭塘，河内停了一艘稽核专用的小火轮，过去是专门接送盐务所人员从叶榭去闵行再到上海公干的船只。在村间住了一个月，每天晚上我就去村后小河停泊的一艘盐船上去玩。乡间倒也算安全，每日伙食尚好，猪肉在村内一元钱可以买六斤以上，可烧一大锅红烧肉豆腐干，蔬菜也很多。在乡间晚上也时有抢劫之事。最后为了信息不闭塞，再得知镇上较太平，于是又回到镇上，住在镇东南马家的房子，这房子我们过去也住过，所以大多是熟人。我们的邻居是一个强盗户，每晚出去作案，直到半夜才回来，有时高朋满座，鸦片味常吹过来，女主人整天无言，终日忙于做菜、吹烟泡。
  到十二月初，到上海的水路渐通，爸爸雇了一艘小船，我们十多人坐得很挤，所以行李都不能带，之前阿娘已把祖母的行李及家传物件均寄存邻居好友处。小船由叶榭塘再次驶入黄浦江，风浪很大，船夫费劲不停的摇橹，几次叫我们不要多动，船一定要顶风浪而行，不然要翻船，我们都在惊恐中前行。中午船过闵行，只见一艘小船向我们靠来，二个持枪的便衣见没有油水也就放行了。过了闵行江水就转弯向北，右边有一小港，我们的船就转入此港辗转到达杜家行镇。我们住上一小旅店，天色将晚，只见几个持枪的便衣冲进店内，旅店老板娘向那几个人吼道：“这里都是穷人，你们走吧。”那几个人倒也真听话转身到别处抢劫去了。
次日一早我们又乘船至周浦，转小火车到三林塘。在小火车临开车时有二个日兵准备上车押车，车头车厢碰接好后，二个日兵上车坐下并对在门边的耀弟（济信）说：“弟弟关门。”火车随即开车。三林塘站到后，我们又转乘黄包车，每人一辆，十多辆车沿浦东大道向北行至其昌栈，过桥时有日军站岗，必须下车，即使祖母已高龄也不免。在浦东上船过江至十六铺码头，因已有几艘船先靠码头，所以上岸非常困难，祖母就烦愁了，后来雇了个搬运工，他很轻松的把祖母背在肩上，跨大步而走，几步一跨已过了几艘船上了岸。岸上四叔已等候多时，一行人先到广东路一弄堂内的小旅馆（江苏旅馆）住了两天。随后借到了房子，在山海关路成都路西首宝兴邨29号一个东厢房，大约有二十多平米，十多个人住在一起，这时已是农历1938年的春节了。过了一两个月，二婶、四婶均从浙江湖州那边来到上海，住的实在太挤了，爸爸找到我生母（廖氏）的同乡阿毛娘帮忙找房，后转住到她隔壁的一间房，有一前一后并有阁楼，房屋虽不好但也够我们住了。
这时叶榭来信通知我们乡间盗贼猖獗，望速去取回存放之物。于是阿娘抱着辉弟去了叶榭，把祖母从嘉兴带到叶榭的箱子带回上海并交还祖母。不久祖母去世了，除了朱卷、书画及书信给了我爸爸，其余的均分给其他人。对朱卷我也看不懂，只知道高祖父是甘肃提督，太祖父是成都知府道台，祖父是内阁中书，光绪十八年壬辰科二甲十九名进士。
我年幼无知，爸爸又忙于生计，无暇讲给我们听祖辈的事。这样又过了好多年，1944年冬阿娘去世，我们搬到谷邨3号。爸爸把一本朱卷、书画及书信放在他床前的抽屉内，有时我也去看一下，直至抗战胜利。
1949年通妹（济华）被介绍给胡之真，听说对方的父亲曾是青浦教育局局长，于是青浦中学校长请介绍人取此朱卷给对方看，志望门户相对，后来就放在抽屉里一直没有动过。1961年爸爸去世，朱卷、书画、书信一直由我保管。
1966年文革被抄家，朱卷、四十幅册页及书信均被劫。1975年冬，厂内的坏头头假惺惺的叫我去锅炉间（内有一台两吨的中型炉）指着一堆文书对我说：“这些均要烧毁，你的东西也在内，你再看一下。”当时我翻看了一下，趁其不备将朱卷塞入中山装袖口内，其他的我再也无法拿了，一些太爷爷至四川的来信也无法保存了。文革后1979年我任青浦县政协常委，将朱卷送到青浦县博物馆裱了一下，才感到朱卷有了骨子，子均笑我花此大价不合算。此书也曾送四叔处翻阅，最后还是由我保存。
这书是我们对祖先的纪念，在我弟妹中唯有辉弟（济孝）父子对此最为尊敬，所以我就将此书赠与美德，我想他该知道如何去保存。  
            史济民重病卧床手稿（2005年11月）耗时二个月

注：史济民于2005年12月12日病逝，享年83岁 
       侄儿史美德 按原稿2006年元月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