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太子家号为智囊” 

　　史浩（１１０６—１１９４），字直翁，自号真隐居士，明州鄞县（今属浙江宁波）人。史浩出身清贫，祖父以“孝友”闻名于乡里，因此得到官府的荐举，

没有出仕。史浩早年以叔父为师，刻苦读书，废寝忘食，于是，从经史百家到佛释老庄，无不融会贯通。绍兴十五年（１１４５），史浩四十岁，方登进士第，为余姚尉。余姚有盗贼，出没无常，剽劫百姓，官府搜捕六年而没有结果，史浩上任后设计捕获党魁九人，地方治安状况得以改观。任满赴京候选改官，秦桧特地示意笼络，被史浩断然拒绝。故出为温州教授，得郡守张九成的器重。秦桧死后，才被召回朝廷，任太学正，迁国子博士。轮对高宗时，当面敦促高宗尽早确定皇位继承人。高宗无后，意欲选太祖子孙贤能者，立为皇嗣，将皇位还给太祖谱系，当时已选定普安王（即孝宗皇帝）和恩平王。史浩的奏对很合高宗的心意，甚得高宗赏识，因此再迁为秘书郎，三日后又命史浩兼普安王和恩平王二王府教授。 
　　史浩被任命为宰相之前，最大的成绩是教授二王以及辅佐太子时的作为。高宗在二王中必须选择一位作为皇嗣而又举棋不定的时候，时常有一些试探二王品德的举措，史浩总是分析是非，立即为他们提供正确的应对方式，其中有两件事值得一提。其一，高宗曾亲自书写《兰亭序》二本，分别赐给二王，并在后面批示要求二王各抄录一百本呈进。史浩提醒二王说：“君父之命，不可不敬从”（《宝庆四明志》卷９《叙人》），且以为能超出一百本更佳，多多益善。而后，普安王书七百本进呈，恩平王却说自己“无暇”抄录而未进一本。其二，高宗某次又赐二王宫女各十人，史浩告诫说：这些宫女都曾侍候高宗，二王应该待之以礼。

一个多月以后，高宗召回这二十名宫女，询问之后得知：普安王对她们非常有礼，恩平王却对她们各有呢犯。试探之余，高宗最后下定决心，下诏立普安王为皇子，进封为建王，以史浩为司封员外郎、建王府直讲。换句话说，普安王是遵循了史浩的教诲，最终被确立为太子。高宗对史浩的教导作用也十分满意，故继续让他教授太子。 
　　史浩教授太子期间，对太子的言行多有裨益，高宗为嘉奖他又特迁其为宗正少卿。绍兴末，金帝完颜亮率大军进犯南宋，朝廷一片慌乱。建王激于义愤，上书高宗，要求亲自率领军队，作为抗击金兵入侵的前驱。史浩在卧病之中听说此事，扶病惊起，面见建王，例举多项史实，告诉建王说：兵荒马乱之际，最忌太子自己要求军权，与皇帝分离，这样最容易引起朝政的动荡和不怀好意者的窥伺，所以也最容易引起高宗的猜疑。建王以旁支人继大统，更应该注意避嫌。太子聆听教诲后立即醒悟，马上进奏，痛咎自己的失误，语意诚恳。高宗读建王的前一道奏疏，正大为恼火，接到后一道奏疏后转怒为喜。当高宗知道后一道奏疏出自史浩之意时，不禁赞叹说：史浩“真王府官也”（《宋史》卷３９６《史浩传》）。不到一年，高宗决意内禅，传位给太子，孝宗因此正式登基。 
　　高宗内禅，孝宗即位，是南宋皇位的第一次更替。这一次政权的顺利交接，为稳定南宋局势发挥了良好的作用。其间，史浩的功绩得到时人的公认，理宗朝史官修《四朝国史》时称赞史浩说：“其在太子家，号为智囊。”（周密《癸辛杂识》别集上） 
　　 

稳健求实的准备北伐之措施 

　　孝宗即位后，起初最得皇帝信任的当然首推史浩。孝宗登基仅四日，便迁史浩为中书舍人，次月，再迁其为参知政事，不到半年，拜其为右相，兼枢密使。六个月之间，连连升迁，恩宠无比。高宗得知孝宗重用史浩，也十分高兴，派内侍召见史浩并嘱托其尽心辅弼。 

　　孝宗的素志就是举兵北伐，统一南北。史浩长期追随孝宗，当然十分明了孝宗的心意，而且，也与孝宗同心同德。他所采取的，都是一些稳健求实的措施，对朝廷施政方针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史浩逐渐掌握朝廷大权以后，便开始了拨乱反正的工作，积极消除因秦桧卖国投降政策给国家所带来的不良影响及其严重后果。整顿内政、治理国家、准备北伐，以得人才为先。所以，史浩在回答孝宗“施政之先”的询问时说：“莫如保固边鄙，收拾人才”，改变秦检“妒贤嫉能”、废黜“名士”的做法（《宝庆四明志》卷９《叙人》）。在史浩的大力荐举之下，被废黜的著名抗金人士张浚、张焘、辛次膺、胡铨、王十朋等人一一被召回朝廷，委以重任，陆游也因史浩的推荐而被赐进士出身。其后史浩再向孝宗推荐三十四人，也多得重用。淳熙五年（１１７８）史浩第二次入相，仍然以荐举、使用人才为第一要务，再次向朝廷推荐抗金著名人士朱熹、叶适、吕祖谦、张栻等等。南宋两代抗金名流，都因史浩的荐举而得重用，这是史浩对北伐事业做出的最伟大的贡献。 
　　史浩荐举人才，不问亲疏，不计私仇，不念旧恶。陈之茂和莫济都曾经极力诋毁过史浩，史浩依然荐举他们出任合适的官职，在回答孝宗的疑问时，史浩自称“臣不敢以私害公”（《宋史》卷３９６《史浩传》）。相比之下，反而是被荐举的个别人显得心胸狭窄，张栻便因为其父张浚过去曾与史浩政见不同，不肯应荐，时论对此都是肯定史浩而非议张栻。多数人则对史浩的知遇之恩铭记于心，叶适在祭悼史浩时，仍念念不忘地说：“我不知公，公亦荐我。”（《水心文集》卷２８《祭史太师文》） 
　　史浩为北伐事业所做的第二件事是为受秦桧迫害而废黜或含冤致死的抗金人士平反昭雪，以振作民心，端正风气，激励爱国志士奋发有为。在史浩的要求下，孝宗为屈死的民族英雄岳飞伸冤昭雪，追复原官，以礼改葬，并录用其后人。这是岳飞冤案第一次得到平反。史浩又要求为贬谪至死的前朝廷抗金领袖赵鼎、李光等人平反，孝宗一一听从，尽复他们的官职，录用他们的后人，以示鼓励。 
　　史浩的作为，使当时的风气为之一变，抗战北伐的言论占据了朝野的主导地位。孝宗即位之初，朝廷蓬勃有为，积极准备南北统一的大业，这种局面的开创，史浩功不可没。 
　　 

以退为进的积极“和议”主张

　　现在应该回过头来讨论史浩的“和议”主张以及他与张浚的争执分歧。
　　张浚是南宋前期一位坚持抗金主张的朝廷领袖人物，高宗朝曾任知枢密院事，后官至右相，仍兼知院事，都督诸路军马。建炎末年和绍兴初年，两度主持对北方军事行动的大局。张浚坚定不移的北伐意志，确实值得称道。但是，张浚志大才疏，嫉贤妒能，急躁冒进，不知审时度势，他主持的每次重大军事行动，总是以大败而告终，给本来就疲惫不堪的南宋小朝廷一次又一次地带来沉重的打击。随着投降派秦桧等人的逐渐得势，张浚远远被排除出朝廷决策圈，在外近二十年。
　　对史浩来说，张浚虽然年龄仅大他七岁，但却是成名的抗战前辈，也是前宰辅中坚持抗金主张之硕果仅存的一人。所以，史浩得孝宗信任，重点向朝廷推荐的就是张浚，并且建议说：张浚“名重当世，久为秦检所抑，既大用之，恩礼宜加厚。”（《宝庆四明志》卷９《叙人》）史浩的用意大约是企图以张浚的名望和地位，来团结民心，鼓励士气，推动抗金北伐事业的发展。岂知事态的发展，与史浩的愿望相违背。孝宗久有北伐之志，却没有治理国家、识别人才、统筹军政的能力，同样急于求成，总是想一战成功，短期内便完成统一大业。而张浚虽然有过那么多次的惨重教训，又有了近二十年的坎坷磨难，却本性不改，依然是好大喜功。随着垂暮之年的到来，张浚反而更加着急地欲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完成名垂青史的事业。孝宗与张浚君臣一拍即合，立即开始筹措，依赖两位庸将李显忠和邵宏渊，仓促之间就打算发动对金人的战争。将史浩“保固边鄙”、积蓄力量的切实可行的稳健措施，抛之一边。
　　在这种情形下发动的战争，失败的前景可想而知，严重的后果令人不寒而栗。史浩作为深得皇帝信赖的、正直不阿的宰相，当然不会坐视不管，或者曲意奉承，由史浩出面积极向孝宗谏诤，便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史浩之阻止朝廷贸然发动战争的努力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极力劝谏孝宗，二是尽其所能说服张浚。
　　史浩对孝宗说：雪靖康之耻，报君王大仇，一举而恢复北方领土，是他们的共同愿望。但是，孝宗即位初年，“内乏名臣，外无名将，士卒既少，而练习不精”，面对这样的现状，只能以“和议”换得“自治”的时间，“以为后图”，“内修政事，外固疆圉，上收人才，下裕民力，乃选良将，练精卒，备器械，积资粮，十年之后，事力既备，苟有可乘之机，则一征无敌矣”。否则，“以李显忠之轻率，邵宏渊之寡谋，而取全胜，岂不难哉！”（均见《鄮峰真隐漫录》卷７《论未可北伐札子》）史浩一而再、再而三地向孝宗上“未可用兵”札子，苦口婆心，并且提出了“内修”、“外固”、“上收”、“下裕”的具体施政方针。
　　史浩与北伐的前线组织和总指挥者张浚之间的讨论就更为详尽。史浩反复从多重角度向张浚询问发动战争的准备情况，他提的第一个问题是可动用的军队数量有多少，张浚认为能调动二十万军队参战。史浩提问说：将派多少人守护江淮？乘舟渡江后又派多少人守备遗留在后面的舟船？再派多少人运输粮草？张浚回答说：以十万人守卫江淮，以二万人守备舟船，以二万人运输粮草。如此以来，真正能够参加作战的人员迅速递减，最后只剩下六万人。史浩因此归纳说：以六万主动作战部队发动北伐战争，根本不能对金人构成威胁，而金兵一旦发动反攻，在漫长的江淮边防线上只有十万守护大军，力量过于单薄，其形势必然是“危如累卵”。
　　史浩提的第二个问题是如何筹集北伐战争所需要的经费，张浚打算临时倚赖百姓的“捐财助边”，事实上是准备临时强制敛取民财。如此一来，前方未闻捷报，后方恐怕先已乱成一锅，史浩再度坚决反对，孝宗也觉得这样不是办法，只得发下五百张“空名告身”，欲临时出卖官爵来筹措经费。
　　通过分析贸然出兵之利弊，史浩首先肯定了张浚“决意用兵”的“忠义之心”，然后耐心劝说道：既有此“忠义之心”，就应该“观时审势”，不应该仅仅贪图复仇的虚名，以免给国家带来不可挽回的惨重损失。张浚在理穷辞竭时也只得承认：“丞相之言是也”，但又说“浚老矣”。生怕北伐的最后大功为他人抢夺，名利心之重，动机之不纯，皆暴露无遗。史浩则认为：如果张浚能“先立规模”，打实基础，后人籍此成功，也是张浚的功劳，“何必身为之”。史浩本人所做的就是这种默默耕耘，而让后人收获成果的前期扎实工作。史浩有此长远的规划，宽厚的胸怀，张浚却没有，反而背地劝说孝宗避开史浩，擅自发动战争。史浩得知军队已经出发，便叹息说：自己身为宰相兼枢密使而不得预闻朝廷军政大事，还有何用？故坚决辞职而去。这距离他拜相仅有五个月。
　　这次北伐战争的全过程，果然不出史浩所料，宋军在符离大败，“溃死者不可胜数，资粮甲兵捐弃殆尽”（以上所引均见《四朝闻见录》丙集《张史和议异议》）。南宋朝廷经此打击，几乎一蹶不振，孝宗以后在位的二十五六年时间里，就再也没有力量发动第二次北伐战争了。
　　封建专制体制，容易培养个人的独断意志，尤其是高高在上的皇帝。孝宗登基之前，皇位继承权未定，尚有忧患意识，所以能听得进去史浩的正确意见。一旦独揽朝纲，自我意识就极度膨胀，很难再听取不同意见。弃史取张，根源在孝宗。淳熙五年（１１７８），孝宗曾再度起用史浩为宰相，但仍然是不能听取史浩的正确意见，逼迫史浩在任职八个月以后重新自动求去。事后，孝宗才理解史浩的正确，说：“朕不用其言，甚悔之。”（《宝庆四明志》卷９《叙人》）淳熙十年（１１８３），史浩已经是７８岁高龄，告老致仕，屏居乡里，在故乡度过了十余年的平静生活。

作者：诸葛忆兵，男，汉族，1959年6月25日生。浙江省温州市人。1980年7月毕业于温州市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科。1980年8月至1984年8月，在浙江省温州市平阳县第一中学任教。1984年9月，考入黑龙江大学中文系，师从陶尔夫教授攻读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硕士学位。硕士学位论文题目为《贺铸词研究》。1987年7月获得硕士学位，留校任教。为二至四年级本科生及硕士生讲授宋元文学。1994年9月，考入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师从郁贤皓教授攻读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博士学位，1997年5月通过学位论文答辩，获博士学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