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譜研究是一項歷史研究，在中國持續了很長時間。許多家族（典型的如孔子家族、曾子家族都有非常完整的家譜）都把修撰家譜作為非常重要的事情。史氏家族也是一個非常古老的家族，自周代開始，在全國尤其是江北開始繁衍，一直延續至今。在上海圖書館保留的幾百部《史氏宗譜》，都記載了這個家族的歷史變遷和人物事跡。2005年開始，在一些有誌之士的積極推動下，在江蘇省溧陽市和寧波、山西、福建等地成立了“史氏歷史文化研究會”；在山西陽泉開通了《史氏春秋》網站。全國的史氏同宗都通過這一平臺，尋根問祖，對這一姓氏的起源、傳承、遷徙以及歷史人物，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也出版了系列研究書籍。2012年5月，在國家教育行政學院史朝教授的倡導下，得到復旦大學教育部人類學重點實驗室的支持，（實驗費用完全由復旦大學承擔）31位史氏家人在復旦大學做了男性性染色體（即遺傳學所說的Y—染色體的鑒定）。這一鑒定結果，以科學的事實證明了史氏同中國大多數姓氏一樣，有多個來源。而且以無可辯駁的事實證明了這一測定的科學性、準確性和一致性。對於如何看待這一鑒定結果，家譜記載和遺傳鑒定如何的對接？引起家族巨大反響。我作為一位本科是大學生物系畢業，研究生和博士都是國際教育專業的人士，談一下自己的幾點認識。

• 家譜研究---社會科學的研究

中華民族是多元一體的，這在我們國家以及海外的許多歷史學家的研究中都提到了這一點。但是，對於一個家族來說，卻多數都認為自己來源於遠古的某一個祖先。所以，長期以來，中國人有很強烈的家族意識並形成了一整套家族文化。而修撰家譜就是其中一項重要的工作。

• 家譜研究主要是一項歷史研究

  國家正史： 如《二十四史》等

  地方誌：   如《江寧縣誌》、《常州府誌》等

  家譜：     如《史氏家乘》、《四明史氏古藤譜》等。

通過這些歷史典籍，人們來論證自己家族的歷史和歷史上的一些傑出人物。而一些歷史上的名門望族也通過這一形式，形成某一居住地的主要姓氏，如西晉時的王氏家族和謝氏家族；近代湖南的毛氏家族和曾氏家族，廣東新會的梁氏家族等。

• 家譜研究更多的是運用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

由於中國人有重視修史的傳統，所以歷史學在中國非常發達。後來，西方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的傳入（如實證方法、田野調查方法、人類學的方法等），也都運用到家譜的研究中。著名的如老一輩學者譚其驤先生、潘光旦先生，都對家譜有過深入的研究。改革開放以來，上海復旦大學的葛劍雄教授在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他的《中國移民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是這方面的代表性著作。

• 中國歷史上的幾次人口大遷徙，給家譜的延續性造成極大困難

中國歷史上的幾次人口大遷徙，如“永嘉之亂”之後的大量北方士族的南遷、南宋的偏安、明初的大移民，清代的山東、河北居民向東北的移民等，都是歷史上人口的大流動、大變遷，與之帶來的是家族傳承，尤其的宗譜文化的流失。所以，現在人們所看到的家譜，實際都是一個家族，在所遷徙地定居下來之後修撰的。其上連到遠古某個名人都是不可“證偽”的。

• 中國人的攀附心理，是家譜亂接，信息失信的主要原因。

“五百年來是一家”，是中國人的普遍信仰。而自認為自己是“王公貴族後裔”是家譜中普遍存在的現象。加之，各地宗譜的不一致性（修譜人的學識、修養的差別），所以，任何一個家族、一個譜碟，其真實性都要大打折扣。從我們所看到的大量各個姓氏的宗譜來看，只有從來沒有離開過祖居地，而且記載一直未斷的家譜，才是可信的（復旦大學  葛劍雄教授，“不可信的家譜”）。而家譜續接的不準確性和任意性，給我們後來的研究帶來很大的麻煩，而且容易誤導許多人，使其陷入“錯誤的邏輯”之中。

• 自然科學研究—家譜研究中的一場革命

正當社會科學的研究尤其是歷史學研究，已經無法用近乎還原的方法證明家譜的真實性和準確性的時候，人類的智慧再次發揮了作用，即20世紀50年代誕生的分子生物學，為解決這一難題提供了工具。

誕生於半個世紀以前的分子生物學為族譜研究提供了新的契機。DNA雙螺旋結構的發現（沃特森、克裏克，1953，）以及所有生命體都含有4種不同的堿基，揭開了科學新篇章。4種堿基分別是：腺嘌呤(Adenine)、鳥嘌呤(Guanine)、胞嘧啶(Cytosine)和胸腺嘧啶(Thymine)。

人類含有23對染色體，大約由30億個堿基對組成，其中1對性染色體決定性別(男XY女XX)。可見Y染色體只能在男性中傳遞，由父傳子，子傳孫，世代遺傳決定了血緣關系。Y染色體長大約6千萬堿基，兩端1.5%是與X染色體重組區，余下為非重組區，其中常染色質區占一半。Y染色體中單核苷酸多態SNP是指一個堿基發生突變的結果，突變率為3千萬分之一。每代約有一個發生突變。這些突變構成的組合叫做單倍型，稱為遺傳標記。而短串重復序列STR是指由幾個堿基組成一個單位重復出現，它們往往有不同的拷貝數目，突變率大約為3百分之一。由於突變快，可作為時鐘。 （血緣與姓氏：史定華，2012）

這一研究成果的在中國的應用，歸功於復旦大學現代人類學教育部重點試驗室的幾位教授。而起因確是對安陽曹操墓的發掘即對曹操身世的鑒別。（Y染色體揭開曹操身世之迷、《現代人類學通訊》voi.5,2011  王傳超、韓升、金力、李輝等）即他們通過對現存的曹氏宗譜進行輸理，找出最有可能是曹操後人的幾支，進行Y染色體的鑒定。最後，通過對近100支曹姓家族的280個男性和其他姓氏的446個男性的檢測，確定有六支自稱自己是曹操後人的宗族，攜帶了具有明顯遺傳標記物（O2—M268）.而其他自稱是曹參後人和不屬於曹姓的實驗者，卻僅有5%的人攜帶這一標記。從而以科學的方法，揭示了《曹氏宗譜》的可信性和曹操本人的身世。 這一研究不僅在中國，甚至在當今世界，也處於領先地位。而應用這一研究方法研究史氏家族的起源和宗譜的準確性，也恰逢其時。

• 史氏家族男性的染色體鑒定，證明了這一研究的科學性

在國家教育行政學院史朝教授的倡導下，復旦大學人類學重點實驗室的大力支持下，來自全國各地數十幾個分支的180位史氏家人（上海市、江蘇溧陽、河北滄州、山西陽泉、河南平頂山、河北石家莊、浙江寧波、山西長治、河南南樂等），分別於2012年5月21日、30日；6月30日，2014年3月30日在復旦大學人類學教育部重點實驗室進行了男性Y染色體的鑒定（結果見附圖）。實驗結果出來，證明了史氏來源也是多元的，而且同一宗族十代之內的，不僅遺傳標記完全一致，而且所顯示的遺傳數據，無一點差異。充分說明這一實驗和鑒定的科學性和準確性。也支持了之前許多史姓研究專家提出的，史姓有多個來源的結論（《中華姓氏—史姓》，華藝出版社，史美珩著，2001年）以及現在生活在北方的大多數史姓後裔，並不來源於一個共同祖先的事實。

• 實驗結果證明，史氏是一個古老的姓氏。

盡管存在抽樣過小的問題（僅180位），但是，考慮到全國各地史姓的集中地和家譜記載的問題，通過驗證，幾個大的來源都基本出現了。即中華民族一直認為始祖的“三皇”、大禹、商湯等，這次測試其遺傳標誌物，我們的家人都出現了（據實驗室李輝教授講：中華民族的絕大部分都可以推算到6700年前的三個人，而正與我們神話傳說的“三皇”吻合，所以，我們家族的測定，也主要是這三支的後人）。這不僅證明了遠古傳說，而且證明了我們史氏的幾支人就是黃帝、炎帝的傳人。而其他幾支也是華夏族的主要來源。其意義太大，其影響也太深遠了！

• 自然科學的研究，證明了家譜研究的問題和混亂。

 攀附問題：

 亂接問題：

 信息不對稱：

 修譜人的學識和眼光：

• 史氏宗譜研究的若幹問題
  • 紙譜、石譜、血譜如何統一問題：這實際上是非常難統一的。盡管定華教授寫了文章，美珩教授也以一種責任感，廢寢忘食的修撰《寧波史氏宗譜》，我個人認為，還是先放一下，等有了一致的意見再進行，不然不僅是經費、人力的浪費，而且容易產生一系列的後遺癥。
  • 現存家譜如何修撰問題：如果只涉及某地一個小的分支，而且始終沒有離開過居住地的，宗譜保留也比較完整的，可以考慮先修，但是只以始遷祖開始，不要輕易上掛，以免再次造成混亂。
  • 如何有效確定不同分支的遺傳標記物問題：這實際是問題的關鍵和研究的重點。曹操身世的證明，可以找到六支他的後人，但是，我們180位家人做完後，出現了十幾種結果，到底哪一支是自己這支的先祖（當然如果說推到遠古，我們各支都有始祖），反而難以說清了。為了解決這一問題，一是繼續開展男性染色體的鑒定，但是，要通過數學統計的方法進行，不然費用太高也不實際。在歷史資料的基礎上，先確定真定史家和溧陽史家的標記物，然後用排除法，再逐漸確定其他分支的歸屬。這一工作可能會進行很長時間，所以，誰來組織，費用如何解決，希望大家提出意見。
  • 如何進一步開展家族研究問題：這一問題，我在2005年至2008年和2014年的史氏歷史文化研究會的大會上和許多正式場合，已經多次闡述過觀點，在這不再重復。
  • 如何團結全國宗親，修好《史氏宗譜》問題

  是血緣關系還是文化關系？

  是為個人私利還是為家族研究？

  是因循守舊還是求實創新？

  是個人捐助還是企業家贊助？

這些問題如果不解決，大家在這上面不抱著實事求是的態度，想做好是非常難的。歷史給了我們機遇，現代自然科學和信息科學給了我們便利，關鍵是思維、觀念和氣度，如果我們大家有決心、信心，有無私的精神，我認為做好這項工作是非常有可能的。

  （本文在寫作過程中，參考了復旦大學李輝教授、韓升教授以及本家定華教授等人的大量研究成果，在此對上述專家以及為我們免費做男性Y染色體鑒定的復旦大學人類學重點實驗室全體、學科處劉承功處長，表示衷心感謝。）

 

 

史朝

  2012年9月18日於北京國家教育行政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