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977年对于我人生历史上是永远铭记的一年。正是这一年,在经过文革十年的动荡之后,国家恢复了高考制度,使我在高中毕业四年后,再次有了上大学的机会。而正是这一机会,使我的命运发生了转折,从一个内蒙古下乡知识青年,成长为一名国家教育行政学院的教授、国际教育部主任和北京市政协委员。我非常赞同人民日报海外版副总编77级校友钱江先生的一句话:“77级是一个特殊的符号,是一个不可复原的集体”。
1977年的冬天是极其寒冷的,除了天气的原因外,更重要的是文革十年对全国人民造成的心灵创伤。所以在中央和国务院发表恢复高考的消息后,十年的压抑一下爆发出来。无论在草原、在农村;在工厂,在街头,人们都在谈论着这件事,社会高度关注着这件事。后来由于专业和工作单位的原因,我对1977年恢复高考和考试的内幕比一般人了解的要多的多。所以在2007年“纪念高考恢复30年”的一次座谈会上,我曾经为内蒙古的高考作文题与一位专家发生争执。他认为媒体不会搞错,我则毫不商量地说:我就是当年高考参加者,高考的作文题是“在红旗下”。当时引起在场的所有专家的惊谔,即事隔30年了,我还记忆的如此清楚。
1977年的恢复高考,确实是在邓小平的主持下进行的,那年夏天教育部组织开会,光会议就开了两个多月,最后决定包括应届高中生在内,所有的知识青年都可以报考。而正是由于这一英明决定,才使的包括安徽知识青年李克强在内的570万考生参加了中国历史上最蔚蔚壮观的一场考试。后来有27万人被录取,这就是中国教育史上一定要写的“1977级”,而我就是这其中的一分子。与我同时进入大学的还有吴晓灵、张晓山、钱江、史培军等人。当然,现在在中国党、政、军以及高校,担任重要领导岗位和学术领导的,主要是这部分人。这里不仅是一个历史机遇问题,而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即人们经常说的“77级现象”问题。
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如吉林大学1977级中文系毕业生徐敬亚曾经写过文章概括这个群体。我也曾经多次想过这个问题。自1949年新中国建立到今天,我们已经毕业了近13000万大学生,为什么人们都知道“77级大学生”,而且正如钱江所写的“无论在地球上任何一个地方,两个77级同学见面,只要说:‘我是77级的’,两双手就会紧紧的我在一起”。这就是奇特,因为这一届,实际上是中国历史上人才最为集中,而顺势发展最为充分的一代。今年是改革开放30年,我们回过头来就更加清楚了。改革开放,拨乱反正,走向世界,最需要的就是人才,而77级生逢其时,正赶上这历史时机,加上他们的勤奋和资历,所以在各个岗位上,很快就攒露头角,成为一代栋梁。拿我们内蒙古师范大学这么一个民族地区的高校来说,就出了吴晓灵(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张晓山(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农村经济发展所所长)、史培军(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等一大批杰出人才。而全国从中央到地方,从各大部委到高校,担任重要岗位的几乎都是这批人。中国未来的发展、稳定和走向强国,也一定是仰仗这批人。
历史不可复原,在中国进入20世纪中期后,之所以出现77级现象有偶然因素,但是也有必然因素。我个人认为主要是由于这代人身上一些特点所决定的。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掏尽英雄”,今年是我国恢复高考40周年和77级入学40周年,绝大多数77级学生都已经进入花甲之年。许多人都做了爷爷、奶奶,姥姥、老爷,但回顾我们的历史,我们可以骄傲地给孙子讲解77级的故事,让他们记住历史,记住1977年,告诉我们的后代,我就是1977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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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史朝,男,1955年生,河北省大城人。1974年赴内蒙古土默特右旗下乡插队,1977年考入内蒙古师范大学生物系,1982年考入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读硕士,1992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比较教育所,1995年获得博士学位。现已退休。原教育部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国际教育部主任、教授,北京市政协委员、中国民主促进会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任。